亲爱的爸爸，您好！

爹呀，儿是粗心大意的。来到家里已经两年了，也没问过一下爹的情况，面也没有会过，爹实际做什么，在什么地方工作也不知道，这是儿不对的地方。

现在想和您谈一谈家上的生活情况，近来，全家都很好，生活也很愉快，但是还有很多的困难和您谈。家里的事多得很，那间小牛圈就要塌烂了，大房子后面的阴沟水已经从刘家的地里淌了出来，那棵大李子树，倒到阴沟里来，不论大雨小雨，家里就到处是水，晚上不敢睡觉，烧火做饭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一下雨，两个妹妹就哭个不停。

敬爱的爸爸，儿就是要等着您来帮我们想想办法，出出主意。房子，盖还是不盖？

……

爹爹，全家都盼着您回来一次，不论大小事，都应该父子亲自商量好一点。我来杨家做儿子，也想和您会会面，自到家里前后，儿不知您，您也不知儿，很难找到您。奶奶今年不知怎了，总是爱生病，她几次叫我写信叫您回来一次，她把眼望蓝，就是想见爸爸一小眼。

……

儿杨学明

“爹呀，儿想，房子不盖不行了，打算要盖，今年冬天就要动手，但是一来是经济困难，二来粮食困难，三来是买地基困难，盖在原来的老地基上，又本来就塌得厉害。盖在别的地方又不合适，盖起来，又怕爹爹不同意，最好还是请爹爹帮想办法吧。”

2010年，杨善洲去世后，家人翻出了一封他保存了40年的信。上文中的话，就是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是1970年8月女婿杨学明写给他的，说的是家中盖房的事。当时，杨学明跟杨善洲的大女儿杨惠菊结婚两年多了，翁婿之间竟然一面都没见过。杨善洲只是在两人结婚时寄回来30元钱，并嘱咐家人不准请客，不准收礼。

用杨学明在信中的话说：“来到家里已经两年了，也没问过一下爹的情况，面也没有会过，爹实际做什么，在什么地方工作也不知道，这是儿不对的地方。”这番话，我们今天读来，可谓五味杂陈：与其说是杨学明的“自我检讨”，不如说是对杨善洲含蓄委婉的“抱怨”。两年多，没见面，连在哪工作、做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地想象一下家人复杂的心境。为了“壮胆”，他在信中连奶奶和全家人都搬了出来。

鼓起勇气写这封信，是因为家里的房子已经没法住了，“不论大雨小雨，家里就到处是水，晚上不敢睡觉，烧火做饭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一下雨，两个妹妹就哭个不停。”对于盖还是不盖，杨学明请杨善洲拿主意，其实这哪是让他“拿主意”，而是想请求杨善洲的“支援”，因为信中明说了“家里实在有很大困难”：一来是经济困难，二来粮食困难，三来是买地基困难。

在全家人的渴盼中，盼来了杨善洲的回信。然而信中却说：“我实在没钱，这一点，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作证。现将这30元钱寄回家，先买几个盆盆罐罐，哪里漏雨，就先接一下，实在不行就挪一下床铺，暂时躲避一下；眼下，比我们困难的群众还很多……”

直到1988年，也就是18年后，杨善洲退休，他向人借了5万元钱，在县城附近盖了房。房子盖好后，杨善洲只能拿出9600元还债，还不起债，他把盖好的房子又卖了。于是，也就有了当地的这么几句民谣：“施甸有个杨老汉，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

这样的回信、这样的民谣，今天读来令人心酸。但是，我们共产党员，就是宁愿让自己心酸，也要让老百姓开颜。

杨善洲二女儿杨惠兰没能考上大学，想回施甸找点事情做，报考了当地公安局，还特意给爸爸打了电话，请他打招呼。结果录取名单出来却没有她。原来杨善洲根本没打招呼。后来，杨惠兰和妹妹自己努力考上了学校，有了固定的工作，她们的大姐杨惠菊仍然在农村务农。

在杨善洲的遗物中，有一张发黄的“农转非”表格。在他担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按当时的政策，他的母亲、爱人和孩子是可以办理“农转非”的。杨善洲身边的工作人员填好申请表后向他报告，他却把申请表转手锁进了抽屉里。女儿后来问他“农转非”的事，他说：“当时，在我们地委机关，大多数局长、科长的家属都在农村，我这个‘班长’的家属怎么能够先转呢？”

杨善洲去世后，在整理他的文稿时，杨惠兰读到了父亲对家庭的愧疚：“我出来工作，家庭是很困难的，家有老母亲、老伴儿，后来又有3个娃娃，就靠老伴儿在家养老供小，我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我对家庭欠债很多……我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大亮山种树，除了想为家乡的群众做点实事，就是想离家近一点，每个月都争取回家看看。”

退休后的杨善洲，婉言谢绝了按规定到昆明安家休养的厚意，回到大亮山种树。白了头发，绿了荒山，杨善洲为后人留下了5.6万亩的林地，也为后人留下他坚守了一生的精神品格。

曾经有人问杨善洲：“您种的树，还有10多年才能成材，那个时候您已经90多岁了，您怎么享受啊？”杨善洲说：“我享受不了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子孙后代得实惠了嘛！”

老百姓为他又编了一首民谣：“家乡有个小石匠，当官退休福不享，栽树二十年，荒山披绿装，造福子孙千万代，为民服务永不忘。活到老干到老，大富翁不当，当什么？当共产党！”（刘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