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九九音乐社”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张庾侯、右二为聂耳，前排右一为袁春晖。

晚年的袁春晖。

□  崎松

有情人难成眷属

早在去上海之前，聂耳的母亲看到聂耳和袁春晖相处得很好，就准备托人到袁春晖家提亲，征求他的意见时说：“老四，我看你和袁姑娘相处不错，我也很喜欢她，我想请人到她家提亲，你看怎么样？”

聂耳立即回答说：“妈妈，我还小，现在还不是谈婚事的时候。”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不小了，先订了婚，以后慢慢再结婚，有什么不好呢？”

“不，妈妈！我现在一事无成，谈什么婚事，要考虑的是事业前途，将来时机成熟，再解决这个问题不迟。”

1932年6月，聂耳已经在上海工作两年，彭寂宽再次写信催问他的婚姻问题。聂耳在回信中写道：“我一向总是抱着一个正当的宗旨：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障碍物阻止或妨碍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个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为改造社会而生”就是他的名言，他不但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

讲到这里，我们会自然联想到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造成两人最后分手，有情人没有成为眷属的客观原因主要还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他们俩虽有对美好幸福生活、对实现音乐梦的追求，但理想归理想，现实社会是很残酷的。聂耳自己穷得叮当响，能将女友接去上海学习音乐吗？不可能。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为革命、为生活不得不东奔西走。时间长了，离得远了，沟通少了，九十年前的他们又不像今天的青年每人拿一部手机，所以产生一些误会并不奇怪。

袁春晖在她生前所写的回忆资料中说：“自从他加入明月歌舞社（上海明月歌剧社）以后，给我的信就渐渐地稀了，并且我从他家属那里，和朋友那里，看到了他和女歌星们照的一些像（相）是非常亲密的样子。这些像（相）他从未带给过我，因此引起了我的猜疑，对他有了深深的误解，我也就很少写信给他。从此，我们的往来一天天平淡，甚至断绝了。我奇怪的是，他也从未向我解释过！”

就在这个时候，袁春晖思想上非常痛苦，她才决定与另外一个小伙子相好。她后来找的这个男朋友，除了互相同情外，也有共同的文学爱好，绝不是因为聂耳家穷，嫌贫爱富，也非出于家庭之逼迫。

有的故事纯属虚构

说起在上海明月歌剧社的日子，聂耳是比较快乐的，但确实也有过小小的烦恼及迷惘。他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而又非常有才华、诚实的小伙子，当然会得到周围女孩子的欣赏，特别是与社里的演员白丽珠、王人美的关系更好，有时还在一起打闹，一起快乐过、伤感过，所有这些细节，聂耳都记在日记里。这些是是非非不仅在上海有误传，也传到了昆明。为了避开一些风言风语，聂耳还搬过一次家，想离女演员的宿舍更远一些。

这些事传到昆明后，聂耳的好友张庾侯曾写信问过他。1934年4月5日，聂耳在给张庾侯的回信中说：“她（王人美）待我如她的弟弟一样，而我也仅仅觉得她像我的姐姐。”“我希望你有好些事不必神经过敏。老实说，我现在所爱的人只有小春晖……我觉得她也一样地爱着我。”同年11月24日给张庾侯的信中又说：“从前，她和我都有着同样一个恋爱观，至于你要鼓吹订婚或结婚，我想还不是急于要解决的事，是不是你也希望我很快地专做子女的忠实牛马？”

聂耳也是人，不是神。生活工作在特殊的演艺场上，一时的冲动和迷惘也有过，但不能说他对爱情的纯洁、专一发生动摇。青年的爱情都是从激情走向成熟，从狂热走向冷静，从迷惘走向清醒的。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写聂耳的电影故事片、电视连续剧、歌剧、舞剧、长篇小说、纪实文学等作品近20部，其中大部分都讲到过聂耳的初恋。有的故事讲得很离谱，纯属虚构，对此我是持有不同看法的，但后来又想，只要这些故事不是用袁春晖的真实姓名来写，作为一般文艺作品，应持有宽容的态度。袁春晖的子女和儿孙们听到见到后也大可不必在意，因为这些事与历史事实完全无关。

聂耳的初恋，是发生在18岁左右时的事情，共计三年左右，当时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到上海工作后，思想才逐步成熟。后期他与袁春晖通信减少了，工作忙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是否也曾想到身为一个男子汉，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无法帮助心爱的人实现理想不说，还要让她为自己参加革命天天提心吊胆而有所后退呢？这只能由后人去猜想了。

一篇回忆录

下面我读一下1980年8月12日袁春晖回忆聂耳的一页手稿：

过去他常唤我“小三晖”，我就叫他“小四狗”。在他离开我以后，第一次在我生日他送过我一支（个）皮玩具叫“小四狗”。他说让“小四狗”永远伴着他的“小三晖”，我很珍贵地留着。不幸的是被日本的炸弹把我心爱的“小四狗”夺去了。

我在1927年的一个秋天认识了聂守信，他生于1912年2月14日（应为“2月15日”），我生于1913年1月9日。我们因为都爱好音乐，因此感情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我们常常悄悄地两个人跑到西郊（现在的西坝）去玩，过去那里有一丘一丘种着玫瑰花的地，我们就把它取名玫瑰田。初初我们在玩的时候，路很窄，路旁还长满了粘人草，后来才慢慢开（通）了马路盖了房。

聂耳这名字是他去上海以后参加了明月歌舞团（上海明月歌剧社）时改的。

每次我和他去玩的时候，他听见鸟叫声、水流声、划船声、蝉叫声等，都要用“1、2、3、4、5、6、7”把它谱出来。回想这些，我认为就是他能成为一个音乐家的萌芽阶段。

他的一句话是很让我佩服的，就是他说他要用音乐为政治服务。他的话不是证实了吗？他的《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后来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新女性》等歌曲，不都是这样的内容吗？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所谈的都是他作歌曲喊我唱。我们都希望这一生就这样配合下去，努力下去！不幸他那么早，不满24岁就离开人间！我呢现在还在，但已成为废物！日本的海水夺去了我的“真四狗”！日本的炸弹夺去了我的“皮四狗”（他送我的）！至今遗恨难消！

分手与失恋，对任何人的打击都是很大的，但聂耳在挫折面前不悲观失望，能继续满腔热忱投身音乐事业，为民族呐喊，以大“我”战胜小“我”，没有迷失在花前月下也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作为一个天才，他创造了音乐奇迹，把反法西斯的战歌献给了人类；作为一个革命者，他走在时代的前列，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祖国；作为一个青年，他不断超越自己，和古今中外的伟人一样，永远值得人们敬仰！（本文配图均由崎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