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从北平回到上海的聂耳。

1934年6月，由田汉编剧、聂耳作曲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公演时的剧照，聂耳担任此剧的导演和主演。

聂耳已经离开我们86年了，我们依然记得，他在短短的24年人生里，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创作了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37首经典的歌曲作品，并凭着这些作品，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称赞他是“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一种民众音乐”。

有人会问，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我们的党和国家变得无比强大了，聂耳创作的作品在21世纪是否还有生命力？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其实只要聂耳的音乐响起，静静地听，作品中一个个或抒情、倾诉，或鼓舞、号召，包含青春激情、昂扬斗志的音符就足以回应一切质疑。

今天，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玉溪市正在深入挖掘“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开展一系列学习体验活动，弘扬聂耳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在这个过程中，研究、普及聂耳音乐作品，讲述好作品中鲜明的时代性、严肃的革命性、高昂的战斗性，对于干部群众了解、学习聂耳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是大有裨益的。

根植于社会底层

着眼于民族危难

欣赏聂耳的音乐作品，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了拯救民族危难的最强音；《码头工人歌》则替受压迫的劳动大众疾声呐喊；《卖报歌》又在欢快的节奏中体现了创作者对弱势群体脉脉的温情、深深的关爱……一个年轻的作曲家能在刚走出师范学校校门不久就形成了革命的、觉醒的人生观和创作观，这是非常罕见的，却绝非偶然产生的。

考察聂耳生活的社会和时代可知，聂耳出生于玉溪一个中医家庭，这样的家庭在昆明立足，成为小康之家并非难事。可事与愿违，大约在1904年，当聂家迁到昆明甬道街租房开馆行医之后，聂耳的父亲聂鸿仪不得不将老家的大片田产典当出去，得到600两纹银，用于支付房租、采买药材。就在聂耳出生的头一年，1911年，重九起义爆发，清朝在云南的统治被推翻，可是中国民主革命最为重要的一页——辛亥革命却没能让中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处境，底层人民还是没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聂家在甬道街租用的铺面原属于清政府制台衙门，重九起义后，又归云南都督府所有，房产易主，租金翻了一倍。聂家无力支付，只得举家多次迁移，家境每况愈下，聂鸿仪也因积劳成疾，在艰难困苦中离世。

聂家的境遇其实就是辛亥革命之后旧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贫困、苦难无穷无尽。年轻的聂耳对这一切耳濡目染，感受深刻。在1930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父亲死了，那时我有四岁。据母亲讲莫说遗产没有，就是几角钱都没有留下。”“父亲的死，决定了我这一生的命运。”幸运的是，聂耳还有一位伟大的花腰傣母亲——彭寂宽，聂家才没有滑向生计断绝、无依无靠的命运深渊。此时，彭寂宽敢于冲破封建禁忌，挑起生活的重担，接手成春堂药店，含辛茹苦将子女养大成人，顺利地供聂耳读完师范专业，并希望他成为一个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娶妻生子的普通人。

成年的聂耳显然违背了母亲的愿望，在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时，他没有选择被家庭、时代定格的人生，而是勇敢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用音乐服务于人民的革命斗争。在1932年写给母亲彭寂宽的一封信中，聂耳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

从昆明去了上海以后，为了糊口，聂耳每天都做着繁重的工作，却常常入不敷出，要靠向友人借钱才能勉强度日。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聂耳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事变”。据聂耳的好友、著名演员王人美后来回忆：“聂耳、金焰也约我到闸北前线去观战。我们亲眼看到日军的炮击，看到百姓的家室财产被毁，也看到英姿勃勃的十九路军官兵。记得从闸北回来的途中，聂耳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应该有抗战的音乐、革命的音乐，抗战的舞蹈、革命的舞蹈。’”

1933年，聂耳就将誓言变成了现实，先后创作了《开矿歌》《饥寒交迫之歌》《卖报歌》。这些作品预示着在民族灾难深重时期，聂耳已经走上一条新兴的音乐之路，开始唤醒人民奋起抗争了。

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清楚了：为什么著名的文学家夏衍称聂耳是“中国人民的歌手”，为什么聂耳的音乐作品中有穿云裂石的高亢之声，也有悲天悯人的哀婉之音，那都是因为他心怀家国，对脚下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在党的关怀下成长

在革命斗争中成熟

聂耳在创作、思想上的迅速成长、成熟，显然跟我们党的培养、锻炼是分不开的。

在昆明，聂耳还在云南省立师范学校读书，就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浪潮中，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经常参加游行示威和文艺宣传活动，思想十分活跃。1928年，云南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白色恐怖高压下，聂耳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考验，于8月的一天正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上海，聂耳没有沉迷于都市的纸醉金迷中，从1930年起，先后参加了“反帝大同盟”“苏联之友社”“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革命组织的活动。

在北平，1932年8月，通过同学张天虚，聂耳结识了陆万美、许可、于伶等中共党员和左翼艺术家，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观看了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组织演出的《血衣》《战友》《九·一八》等进步剧目，积极参与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组建。10月28日，他还在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组织的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晚会上用小提琴演奏了《国际歌》。

1933年初聂耳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聂耳，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革命工作，和工人、学生等革命群众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广泛从事左翼电影、戏剧等活动，并开始了音乐创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创作了近40首歌曲，这些优秀的歌曲，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入团到入党，不到五年的时间，聂耳的思想深处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世界观。这种全新的世界观，不仅体现在这一时期的书信日记、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在对现实的批判、论争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黑天使”事件。

事件涉及的另一方是后来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的黎锦晖。初到上海，从没有受过音乐培训的聂耳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联华影业公司歌舞班的首席小提琴手，除了异于常人的天赋和勤奋外，跟“伯乐”黎锦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一·二八事变”以后，国内抗日热情高涨，聂耳的革命音乐理念与黎锦晖的平民音乐理念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很快，聂耳以“黑天使”为笔名，在期刊《电影艺术》上发表《中国歌舞短论》一文，将矛头直指黎锦晖，批评他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仍然坚持“为歌舞而歌舞”的理念，尤其是为了经济收益而迎合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文章末尾，聂耳高声疾呼：“你不听见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这篇文字既是向腐朽的靡靡之音，向资产阶级黄色音乐的宣战，同时也成了一篇革命音乐诞生的宣言。

结果可想而知，聂耳在黎锦晖主持的上海明月歌剧社被大多数成员孤立后，主动退社。

这样的事件无独有偶。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工作期间，聂耳带领同事与资方势力进行斗争，旗帜鲜明地反对其反动的制片方针。为此，聂耳成了联华影业资方的眼中钉，终于在1934年1月被解雇。

处于失业中的聂耳却在1934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宣称：“一九三四年是我的音乐年。”这是一句预言，也反映了走上革命音乐之路的自信与从容。所以，夏衍说：“聂耳的乐观主义精神，发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的信心。”

果然，在1934 年，聂耳的音乐创作开始井喷，短短一年内创作了19首歌曲，其中不乏《打砖歌》《大路歌》《码头工人》和《毕业歌》《开路先锋》这样的传世名曲。

原中国文联主席、音乐家周巍峙评价聂耳这一时期的作品时说：“在聂耳的歌曲中，战斗性特征和号召力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歌曲领域中绽开的最美的花朵。”

坚守民族音乐传统

倾听大众心声呐喊

此外，我们还要认识到，聂耳开创的中国革命音乐并非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1985年1月，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吕骥曾为玉溪市聂耳铜像题诗“玉溪山水育精英，义军一曲奋全民”，这两句诗高度、精练地概括了聂耳成长的根基所在。云南学术界也达成一个共识：聂耳在音乐上的不朽成就，是与他深入学习云南民族民间音乐密不可分的。

这一点，从聂耳的书信、日记也能看出来。聂耳到上海后，曾多次写信给云南的亲友，要他们帮忙搜集云南的民间艺术资料寄给他。

1933年他写信给母亲说：“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研究，请三哥帮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小调、洞经调、山歌、滇剧牌子都要。千万急！”

1933年3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注意云南的音乐。”

而据玉溪学者的研究，玉溪是云南花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洞经、滇剧等民间艺术在玉溪各地也有较早的流传历史。玉溪花灯调《玉娥郎》《昭通调》《闹元宵》，通海洞经曲牌《蓬莱宫》，玉溪滇剧曲牌《老丝弦一字》等民间音乐与聂耳的音乐有很多相同的音乐元素。

周巍峙对聂耳的音乐创作有过这样的评价：“他站在民族传统的根基上，吸收有益的外来因素，创造出了与崇高思想内容相适应的新的民族形式，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在1985年中国聂耳、冼星海音乐创作学术讨论会上，学者张铜柱在《论聂耳歌曲的艺术特色及历史功绩》一文中对聂耳的革命音乐也做了一个准确的概括：“我们的作曲家将民族音乐语言进行了时代化，又将外国音乐进行了民族化……这种新的音乐语言既保持了我们的民族特色，又吸收了外国音乐中富有表现力的各种因素，具有了革命性、战斗性，完成了表现当时革命斗争生活的历史任务。”

从聂耳的音乐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他将大众生活当成了创作的源泉和基础。

据著名音乐家孙慎回忆，为了写《新女性》这首歌，聂耳花了不少时间在星星满天、寒霜遍地的秋夜，步行一个多钟头赶到纱厂附近去观察和了解女工们的生活和思想。为了写《码头工人歌》，他经常到江边码头观察和了解搬运工人的劳动情景和他们的思想感情，记录下他们劳动的节奏和音调。聂耳深入生活是跟群众打成一片，使自己成为群众的一员。

不容置疑的是，聂耳将音乐和人民群众密切结合的光荣传统，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说到这，“聂耳音乐是否还有生命力”这样的命题已经不值一驳，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应对聂耳的音乐作品给予高度的认同和肯定。最后借用周巍峙的一句话来作结：“聂耳开辟了一条新的音乐道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的歌曲，以其鲜明的深刻的时代精神，获得了不朽的历史价值。”

（记者  蔡传兵   本文配图均为本报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