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春天，随着一座座沉睡千年的江川李家山古墓被发掘，当文化精品“牛虎铜案”及一大批数量多、档次高的精美文物展现在世人面前时，昭示着这方热土曾是古滇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至今出土的4000余件珍贵文物属春秋、两汉时期，有青铜器、金器、银器、玉石器等，是古滇国文化辉煌灿烂的历史见证。

　　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根脉。如何借助古滇国文化的资源优势，挖掘李家山青铜文化的内涵，把考古文物保护利用和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密切结合，以文化先行推动玉溪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品位、树立玉溪形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李家山：古滇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

　　2000多年前，云南的滇池沿岸曾经有一个被称为“滇”的古老文明，她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云南设益州郡，封滇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墓地中发掘出土了“滇王之印”金印及大量青铜器，揭开了古滇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之后，玉溪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墓群等多个重要滇文化遗址的陆续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滇国遗物，这个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老王国逐渐向世人显露真容，古滇王国的光辉才重现于世。

远眺李家山。记者 沈阳 摄

　　从江川城区往北行约14公里，就到江城镇早街村背后的小山丘，山丘背靠多依山，面向星云湖，透过野牛大山丫口，依稀可见抚仙湖，这里就是李家山古墓群。

　　1972年春，在这里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共发掘墓葬27座，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其中青铜器有1000余件。在这27座墓中，出土了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牛虎铜枕等器物。1991年12月至1992年4月，李家山古墓第二次大规模发掘，清理墓葬31座，出土青铜器近3000件。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58座。尤其是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鼓、贮贝器、俑、编钟等铜器种类浩繁，铸造工艺高超，古滇国文化特色明显，金剑鞘、金钏、金腰带、动物形扣饰等器物熠熠生辉，精美绝伦。此次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李家山古墓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至目前，云南各地出土了古滇国青铜器10000余件，其中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约4000件。业内专家说，李家山出土的青铜文物只需三分之一就可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青铜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评价说：“战国、西汉时期，滇中是云南青铜文化最发达地区，以‘滇国’为核心的滇池、抚仙湖周边代表了云南青铜文化的最高峰。”足见李家山青铜器在云南乃至世界青铜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已故青铜文化研究专家张增祺是1972年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考古发掘的领队，他在对石寨山与李家山两地出土文物进行深入对比研究后发现：李家山是滇国时期除石寨山墓葬外，规模最大和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古墓群，其时代从战国后期一直延续到东汉初期，与石寨山墓葬属同一类型。但李家山墓地较石寨山繁荣时间早、衰落时间晚，似乎未曾间断过。这说明滇国统治者早先很可能发迹于抚仙湖、星云湖一带，后来才逐渐向滇池沿岸扩展，并将其都城设在今昆明市晋宁区晋城街道。后来西汉王朝灭滇国，于滇国都城所在地设益州郡，滇王残余势力又退回星云湖沿岸，直至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最后取代滇王政权为止。

　　古滇青铜：开启滇国之门的钥匙

　　云南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比中原地区要晚很多，战国末期至东汉初期是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期。滇人在充分汲取多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用巧夺天工的冶炼、铸造技术，将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熔铸成一件件青铜艺术杰作，从农业、畜牧业、纺织业、祭祀、葬俗等不同侧面展现了战国末期到东汉初期这一历史阶段滇国贵族的战争、生活、生产等活动。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馆长李红成认为，李家山青铜文化虽然晚出，却是中国青铜文化晚期的集大成者，是世界青铜艺术史上罕见的、不可复制的个案。

　　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纺织场面铜贮贝器”，高达47.5厘米，器盖上铸十人组成的纺织场面：其中6位纺织娘沿边坐成半圆圈，正在纺织劳作。一位很高大的女性贵族端坐中央，一人捧食盒跪其左侧，一人执伞跪其后方，一人跪其前方。因中央的女性外形采用了鎏金，令观者一目了然她的地位。

鎏金鼓形器座。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供图

　　另一件出土于69号墓，东汉时期的“鎏金鼓形器座”，高9.5厘米，遍体鎏金。业内专家称，这是在全世界各国收藏的几百面铜鼓中，唯一的一件鎏金铜鼓，可称稀世孤品。

虫兽纹铜臂甲。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供图

　　13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虫兽纹铜臂甲”，高21.7厘米，厚度不到1毫米。这是滇国贵族作战时的防护装备。这件臂甲镂刻纹路细如发丝，刻有虎、豹、鹿、猴、蜥蜴、鸡、蜈蚣、鱼、虾、蜜蜂等10多种动物。有趣的是，这些动物竟组成一条食物链。这件青铜臂甲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镂刻工艺的最高水平。

错金银镖。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供图

　　出土于68号墓的“错金银镖”，是一件同时用错金和错银特种工艺来装饰的青铜器，非常珍贵和罕见。

四舞俑铜鼓。（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 供图）

　　李红成介绍，古滇国青铜器的主要成分是铜、锡、铅，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其特种工艺主要有线刻工艺、金银错工艺、镶嵌工艺和鎏金工艺。合金比例和精度都达到相当高度，并采用先进的分铸、整体焊接及利于制作精度较高的失蜡法铸造工艺。这表明，古滇国的工匠们对青铜合金和特种工艺已有较准确的认识并能熟练应用。

　　古滇国青铜器中有没有镀锡工艺存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里的展品进行金属成分分析后认为：铜二牛扣饰、铜贮贝器、蛇形镂空器、薰炉、鎏金铜腿甲、跪鼓铜俑是镀锡工艺文物。

　　古代云南何以产生如此辉煌璀璨的青铜文化？主要原因是云南具备丰富坚实的物质基础。云南至今仍是我国铜、锡矿主要产区。云南产铜、锡、铅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俞元怀山出铜。”“律高西石空山出锡……出银、出铅。”“贲古北采山出锡……出银、出铅。”按《新纂云南通志·地理志》的解释，西汉俞元在今天的澄江、江川和玉溪一带；西汉律高在今天的通海一带；西汉贲古在今天的蒙自、个旧和峨山一带。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直至青铜时代的古文化遗迹、遗址、墓葬等在江川都有发现，它们分布于抚仙湖、星云湖湖滨周边的台地、坡地和小山上。从春秋、战国至东汉初期约500年的历史时期，江川境内大量出土的文物证明，江川的青铜文化，自始至终贯穿古滇国的建立、鼎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辉煌灿烂的李家山青铜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代表。

　　南丝路：古滇国与外来文化交流传播纽带

　　据史料记载，自战国起滇秦就有交集。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的战国时期，秦国即开始经营西南边陲。秦孝文王时（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247年），李冰“凿僰道”，即由青衣沿青衣江至僰道（今四川宜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继续致力于西南边疆的开拓，开五尺道。由僰道经朱提（今云南昭通），达味县（今云南曲靖），再转到滇池（今云南晋宁），因其穿行在崇山峻岭间，仅宽五尺，故名“五尺道”。僰道与五尺道联通秦与滇，使云南与内地的交流更加紧密。

　　汉武帝时期，北方丝绸之路被匈奴阻隔。张骞在出使西域时得知另一条从四川经云南、缅甸到印度乃至西亚和欧洲的“蜀身毒道”，也称“南方丝绸之路”，它是一条中国古代与西亚、南亚地区连接的重要贸易通道。史称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时，曾见大夏商人从印度购入四川出产的邛杖和蜀布，就是巴蜀商贾通过云南销往印度的。

　　张增祺在《滇国与滇文化》一书中讲道：“西亚和南亚地区的文物早在战国到西汉初期即有流入云南省，诸如蚀花石髓珠、琉璃珠、海贝及冀虎错金银带钩等。也就是说，远在张骞出使大夏之前，缅甸、印度等地和滇国早就有了接触……”

　　借由“南方丝绸之路”，古滇国与外来文化有着广泛的交流和传播：

蚀花石髓珠。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供图

　　江川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一颗蚀花石髓珠，为肉红色半透明圆柱形珠管，两端截平，大小不一，中央穿一孔，表面饰两组八道弦纹，其器形和钻孔工艺与同时出土的其他质料管状珠明显不同；李家山古墓还出土了300余公斤的随葬海贝……

　　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领队张新宁在《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报告中写道：“出土的肉红色蚀花石髓珠，原产于古代地中海沿岸；鎏金铜盒表面铸突起的颠倒交错的尖瓣纹装饰的方法也源于古代地中海沿岸。” 

祭祀场面铜贮贝器。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供图

　　69号墓出土的“祭祀场面铜贮贝器”，顶部圆片状盖子上铸有三十五人和两匹马，其中一个人物与众不同：他身着曲腰椭圆形斑纹的虎皮长袖衣，长裤有菱形纹，束腰带，右肩斜挎长剑至左腰，戴手套，脚穿前端上翘的鞋，这无疑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外（国）人。精美的雕铸，述说着滇人对和平的热爱，展现了古滇国与外（国）人和睦相处的生活场景。

骑士猎鹿铜扣饰。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供图

　　说起外来文化的影响，江川区文物管理所副研究员杨忠德首先想到的是李家山古墓出土的种类繁多的铜扣饰，学界称之为“动物纹”牌饰或“斯基泰式”青铜器，这些器物上大多以动物纹为题材，尤其以动物搏斗图案居多，如“一虎噬猪”“二人猎鹿”“剽牛祭祀”等，这是一种北方草原文化，流传到滇中地区后，又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而后形成了主要见于李家山、石寨山墓葬中的青铜艺术珍品。

　　古光重现：青铜技艺在当代的传承和发扬

　　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在漫漫征程中，繁花落尽，而民间艺术却传承了下来。在星云湖流域，打铜不仅是祖辈传下来的手艺活，更是当地百姓的一种日子，融入寻常百姓家，勺、碟、壶、炊、锅、碗、盆……皆离不开铜的影子。

　　江川区前卫镇新河咀村是远近闻名的铜器村，每天清晨，村里就响起“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工匠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江川铜器的制作由古滇国时期继承和发扬而来。20世纪80年代，江川铜器产业得到较大发展，除纯手工制作外，还恢复了斑铜、乌铜走银、仿古铜等工艺。

　　云南省江川铜器工艺制品厂的杨绍华，把熔模铸造技术应用于城市雕塑。1999年，他牵头制作的牛虎铜案大型铜雕亮相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2003年，他设计铸造了长15.6米、高8.9米，重32吨的超大型牛虎铜案，成为江川地标性雕塑；他开发出云南斑铜、云南乌铜走银、仿古铜等工艺2000多个品种的产品，在全国闻名遐迩。

　　非遗传承人陆培兴坚持手工锻打40余年，他靠精湛的技艺赢得市场，所制作的铜工艺品畅销海内外。图为工艺美术大师陆培兴作品。玉溪日报全媒体记者 沈阳 摄

　　走进铜艺非遗传承人陆培兴的手工作坊，这里的每一件铜器都是手工锻打。锻打作为江川铜器手工制作的重要部分，每一锤打下去的轻重缓急、整齐有序，打出的“锤花”分布是否均匀细密，都决定了作品是否完美。陆培兴的手工锻打让这一古老、传统的工艺在今世仍熠熠生辉。

　　如今，新河咀村的铜匠艺人们，既继承了祖传的制铜手艺，又从李家山青铜艺术品中得到启示，汲取精华，掀起了仿制、复制、开发李家山青铜器工艺品的热潮，让李家山青铜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除了青铜技艺的传承外，玉溪致力于古滇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已近18载，自2005年成立古滇国文化研究会以来，目前已出版发行古滇国文化论著、文学创作、选编文集、研究资料15册。团结了一批研究学习古滇国文化的爱好者，培养了一批热爱古滇国文化的业余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传播者。

　　古滇国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古滇国文化遗产是玉溪历史长河中最具传承价值的物质符号。如何保护古滇国文化遗产，汲取历史文化养分，保护和开发古滇国文化遗产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立足李家山青铜文化资源，围绕“古滇青铜文化繁荣高峰”“中国青铜文化重要代表”“世界青铜文化重要区域”三个定位，江川区深度挖掘青铜文化，以“三区一城”和“1136”的空间发展新格局为主线推动文旅融合发展。针对青铜文化，部署了“两园一镇一馆”的重点建设，即古滇青铜文化创业产业园、李家山古墓群考古遗址公园、古滇青铜特色小镇和中国青铜器博物馆。

　　“截至目前，古滇青铜文化创业产业园已完成规划选址，古滇青铜特色小镇已开工建设，建成后将以李家山为核心，延伸至江城镇和前卫镇，发展铜工艺、文创、研学体验等新业态，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李家山古墓群考古遗址公园的修缮和配套建设工作正有序推进。”江川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刘世培介绍。（玉溪日报全媒体记者  陆合春）

　　短  评

　　古滇国文化的当代价值

　　□  无逸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是最具潜力、最环保、最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古滇国文化神秘独特、与众不同的文化个性，使之具有较强的产业因素和发展前景。探索古滇文明、开发古滇文化，需要认识古滇国文化的当代价值。

　　通过考古发掘和对李家山青铜器物的研究，古滇国文化具有以下几项独特性：一是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古滇国青铜器中表现最多的，是向自然学习、融入自然、尊重自然的文化认知。二是善于吸纳、融合多民族、多地域文化元素的同时，又坚持本土的创新性。古滇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吸纳了外来多元文化的同时，又把本土生活状况与精神追求真实直观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创造出独特的文化价值。

　　沉睡2000多年的李家山青铜文化，独特而神秘。古滇国文化没有文字，也没有广泛的文献记录，它是通过精美的艺术形式唤醒人们对人与自然及生命价值的思考，具有较强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只有经过保护、挖掘、提升、转化，才能成为具有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和应用。今天，我们重申古滇国文化的当代价值，就必须对古滇国文化进行创新和应用，使其重新焕发生命力。首先要通过创新驱动，通过现代技术使李家山青铜器物成为文化产品，创造出人们新的消费需求。其次要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通过挖掘打造，形成特色文化产业和著名文化品牌，借助古滇国青铜器独特的造型和艺术个性，拓展旅游工艺品开发，打造与之相关的文化产品，丰富旅游业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