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海城路，是历史上南诏国通往海上的一条重要的军事、经济通道。唐代从安南（今越南）通往天竺（印度）的道路称安南天竺道。从安南至阳苴咩城（今大理）的道路称“通海城路”。通海，有“通达海上，通江达海之意”。

“通海城路”之说，始见于唐人樊绰所撰《云南志》：“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贾勇步（今河口县）入真、登州林西原，取峰州路行。”

樊绰所撰《云南志》，成书于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为研究南诏前期最重要的史籍，世人颇重其书。樊绰此书名称繁多，诸如《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蛮书》《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等，均为一书异名。

唐代，滇南有杨、张、蒙、段等大姓，分为六诏，各雄长其地，不相统辖。武德二年（619年），以韦仁寿为南宁州都督，蛮夷望风归附，仁寿承制立七州十五县，以其豪帅为牧宰，段氏遂居通海。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南诏皮罗阁入朝，受封云南王。天宝初通海置府，迤东之地，划入版图。天宝十一年（752年），蒙氏僭号大蒙国，置通海郡，以通海为名作为一级行政区自此始。

南诏的行政区划，樊绰《云南志》记为十赕、八节度，而《新唐书》为十赕、六节度、二都督。

南诏的二都督为通海都督、会川都督。

咸通年间（860年―874年），南诏在拓东节度的南部地区设置通海都督，建通海镇为治所。通海镇即今通海县城。

樊绰《云南志》称：“六诏并乌蛮，又称六诏。”又说：“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曰南诏也。”南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统一了六诏，在滇西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区建立了大蒙政权，南诏之主皮罗阁被唐玄宗封为云南王。

南诏势力的急剧崛起，是云南地方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意味着中原王朝的影响已深入到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在中央王朝的支持和任命下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地方政权，进而统一了云南的绝大部分区域，结束了历史上长期群雄纷争的割据局面，为后世，特别是元朝建立行省打下了基础。

六诏合而为一，唐王朝一方面扶持南诏对抗吐蕃，一方面打通通海城路，加强对云南、交趾的统治。

通海城路主要路线是：从安南到达南诏边境的水陆码头古涌步（今河口县），从古涌步二日至汤泉洲（亦名矣符馆，今屏边县）。再行一日，至龙武洲（亦称曲乌馆，今屏边县新现乡），经当迟顿（亦称思下馆，今蒙自城区）、八平城（个旧市鸡街镇）、洞澡水（亦称沙支馆，今个旧市倘甸乡）、南亭（又称南场馆，今建水县），至曲江馆（今建水县曲江镇），从曲江馆经通海城（今通海县）、渡海河利水（即杞麓湖）至绛县（今江川区），从绛县经晋宁驿（今晋宁区）抵达拓东城（今昆明城区）。从拓东城经安宁、龙和馆、沙雌馆、曲馆、沙却、石鼓驿（今楚雄市吕合镇）、求赠绾、渠蓝赵、龙尾城、太和（今属大理市）到达南诏首府阳苴咩城。

从安南府城至古涌步水路二十五日程，自古涌步至安宁陆路十一日程，安宁至阳苴咩城十一日程，合计四十七日程。

南诏在通海设置通海都督，北与拓东节度相连，南与安南都护府接壤，其境界与今云南与越南的边界大体相当。故通海城为南诏通往安南，直到大海的重要枢纽，又是南诏重要的战略城镇。

通海都督管辖的范围大体上相当于东晋时期的梁水郡，即今天的红河州与文山州。其主要城镇见于记录的有：曲江馆、南亭、沙支馆、思下馆、龙武洲、禄索州（今屏边县洗马塘）、汤泉洲、古涌步。

由于水量充沛的通海坝子便于耕种，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南诏有意增强并巩固其在通海的统治。樊绰《云南志》还有记载：“通海以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为群。”通海当时的养殖经济于此可见一斑。

南诏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社会最基层的农村公社，这是以地域为纽带组织起来的，两三百户、五六百户不等，从“每一佃人，佃疆畛连延或三十里”，以及“收刈已毕，蛮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之记录看，当时实行的是公有（村社）私耕（个体家庭），但已经不是原生形态的农村公社，还有村社居民是按军事组织编制起来的。这样的村社既是生产单位，也是负担单位和军事单位，三者结合在一起，这是统治阶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力、人力来源。二是对永昌、开南、丽水、铁桥节度及会川、通海都督辖区各族居民则攻战即召之，并征收一定数量的土特产，这是南诏军队人力、物力的重要来源之一。三是南诏以庞大的军队（平时常备军三万，有战事随时征召乡兵）四处掠夺奴隶和财物，填充他们不断增长的贪欲。

总之，在南诏国统治时期，通海已经成了滇中、滇南地区经济文化的要冲，是通往东南亚国家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时也是雄踞一方的重镇，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