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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山是王族墓地的七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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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顶上的巨坑,就是当年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的地方。 记者 蔡传兵 摄

□  黄懿陆

在《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中,李家山墓葬收入“夏商周编”的“南方地区商周时期文化”中。该墓葬群于1966年发现,经过1972年、1991年―1992年两次发掘,之后又进行过几次零星清理,共清理墓葬87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大墓有木质棺椁,可分辨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多为单人葬,也出现二人葬。随葬品以铜器和铜铁合制器较为丰富。器皿分别为兵器、生活用具、乐器、贮贝器、装饰品、马饰等。还有大量金银器、玉器、玛瑙、水晶、海贝、陶器、漆器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把墓葬分为四期,第一期年代约为西汉中期武帝置郡之前,第二期年代约为西汉中期至晚期,第三期年代约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第四期年代约为东汉前期。第一期的西汉中期之前是什么时代,我们不知道,报告也没说明白,通过查阅《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知道,其上限“年代为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又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另一种是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据李家山21号墓出土的木柄残片碳十四测定,数据为距今2500±105年,这就有了一个具体的参考数据:公元前500年前的上限,属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亦即春秋时期。这就明确了李家山墓地早期墓葬的年代定位。

李家山的葬具规格很高,年代早于石寨山墓地,但在确定大墓墓主身份地位时,却被认为是滇王国时期的贵族墓地。

本文从文献记载和研究分析考古文物内涵方面,寻找出江川李家山作为王族墓地的七大证据,分享于社会各界,并与方家商榷。

虎牛鹿铜贮贝器。(李家山22号墓出土)

虎牛鹿铜贮贝器。(李家山22号墓出土)

证据一:源远流长的捆绑葬

《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上说:李家山墓地的特殊葬式为捆绑葬。这种葬式也叫作蹲踞葬、屈肢葬。发掘报告告诉我们:这种葬式在江川李家山清理的87座墓中,发现两座。编号为M47、M69,俗称47号墓、69号墓。

47号墓,在第一次考古发掘时发现,上面压着19号墓,这是两个男子的捆绑葬。在保留下来的棺材底板上,非常清晰地留着捆扎尸体的麻绳痕迹。麻绳痕迹纵9、横19,形成网格状。麻绳纵横交叉处,都系着一个白色的玛瑙扣。棺中的陪葬品非常简单,只有少数珠装饰品,在棺内和棺椁之间,放置数百件随葬品,基本上是铜器和铁器的合制品。此外,出现了执伞俑,这是一种高规格的葬式。墓葬形制特殊,呈长方形,东北角向北突出,墓坑为南北向,葬具为东西向,一棺二椁,为两个男性的合葬墓。

69号墓,这是两个女性的合葬墓,发掘时被第一次发掘的4号、6号和10号墓打破。棺内覆盖“珠襦”,也就是使用珠子编就的短衣一类的服饰。从棺材地板残留的捆绑麻绳痕迹看,这也是捆绑葬。该墓葬在棺椁之间和棺下,放置大量随葬器物,棺内只是发现了装饰品。此外,还出现执伞俑,伴随着大量的青铜祭祀用具、兵器和农耕用具。

在石寨山乃至其他地方的滇文化墓葬中,没有发现过类似李家山47号、69号墓的葬式。其中47号墓棺底“似陪葬牛头”,两个墓葬都是大型墓,表现出很高的规格。这种葬俗在考古报告中认为是“属于中原地区传入云南的葬俗”,历史有多久远,报告没有讲到。其实,这种捆绑葬俗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主要见于岩画、彩陶、玉石乃至青铜器当中,文献当中也有记载。

古人生前的蹲坐姿势,《淮南子·说山训》是这样说的:“以非义为义,以非礼为礼,譬犹倮走而追狂人,盗财而予乞者,窃简而写法律,蹲踞而诵《诗》《书》。”《周书·于翼传》也说:“狄人虽蹲踞无节,然咸惮翼之礼法,莫敢违犯。”生前习惯于蹲,死后有这样的姿势,也不奇怪。所以,“中国是蹲踞式人形图像发现较多的地区”。

从考古方面研究蹲踞葬或捆绑葬,有两个地方的证据:一是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可以看到,年代距今9000年;另一个就是江川李家山墓地的47号墓、69号墓。这种葬式在现代传承方面,有一个在外国:泰国王族现在还有蹲葬的习俗,王族的人死了,也要用绳子捆成蹲坐的姿势,再进行火化。因为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发现了捆绑葬的出土文物,有了这个源远流长的捆绑葬俗,从而促成了中、泰两国学术界重大学术课题五卷本《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的成功出版。

捆绑葬俗源远流长,而且与王族葬俗密切相关,李家山墓地出现这种葬俗,其王族规格不言而喻,非常明确。

证据二:墓前竖立巨石

《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说:李家山“大型墓墓坑埋葬填平一段时间后,又在墓坑的填土中再挖一祭祀坑。大致呈圆形,圜底,径1.5米―3.6米、深1.25米―2米。坑内埋入一块其他地方搬运来的石灰石块,石块未经加工,带有尖端,略呈锥形的自然形状,尖端朝上放置。坑内填土为黑色,含大量炭屑和烧灰,当为祭祀时焚烧所遗……在祭祀坑里埋锥形大石块,可能具有镇墓和辟邪的作用”。

考古学界对于墓前大石除了具有“镇墓和辟邪的作用”外,还有一种认识就是:“这种巨石首先可能是一种标志,有了这个标志,所有大墓在整个墓地中才能有秩序地埋葬。为什么在整个墓地中只见有大墓打破小墓、小墓之间互相打破,而绝不见小墓打破大墓以及大墓之间相互打破现象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大墓在墓地中是有一定分布区域的,或许这种巨石就是这种区域的标识。因为到目前为止,滇国墓葬尚未发现有明显的墓上建筑设施遗迹,无法判断该巨石是否属于墓上建筑的一部分。”考古学界据此认为:“李家山顶部及南坡属贵族墓区,而西南坡则为平民墓区。”

出土全国顶级文物牛虎铜案的李家山大型墓,难道仅仅就是“贵族墓区”?这就是定论吗?这样的判断准确吗?有依据吗?我们对大型墓的内涵搞清楚了吗?

该墓葬区早期至少属于春秋时期。《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春秋时期有楚国将军庄蹻入滇;《后汉书·南夷西南夷列传》记载:属于顷襄王的战国时期,楚国将军才开始入滇。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依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知道,汉武帝赐“滇王之印”的时间为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那就说明,按照文献记载庄蹻入滇的时间,江川李家山早期墓地的年代相对比晋宁石寨山墓地要早。文献记载滇国有“王印”的,唯有末代滇王尝羌。在此之前,皆无中央王朝在滇封王的文献记载。因为这枚金印的文字,可以确认石寨山6号墓的主人就是尝羌。根据出土文物推及开去,其他大型墓的主人,也就具有了王的身份。他们虽然没有文字记载可以确认具有王的身份和地位,但因为该地有“滇王之印”,所以其地大墓的主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王者。深究下来,倘若是王,那也是自封或部落百姓认可的王。这样的情况,自然也符合李家山墓地的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李家山大型墓葬,墓前竖立巨石者,生前就具有王族身份。

古代墓地出现巨石的习俗源远流长,5700多年前就出现在甘肃马家窑文化时期,研究这类文化内涵时,学界也认为是“墓前标志物”。可是查阅文献知道,有这种巨石“标志物”的,则与王者的身份有关系。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文献记载明确告诉我们:李家山墓地立有巨石的大型墓,其具有王者的身份和地位是不能否认的。

证据三:牛虎铜案

1972年,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考古发掘,牛虎铜案出土于24号墓,它高43厘米、长76厘米。学术界对于此件文物有“案”和“俎”之辩,现在统一称之为“案”。案是中国古代一种放置肉祭品的礼器。滇文化中出现牛的图像很多,其规格也很高。一般认为,牛虎铜案就是用来盛放献祭牛牲的,是古代祭祀中最重要的献祭。牛在滇文化乃至全世界的史前文化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欧洲克里特文明,是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属于迈锡尼文明之前的青铜文明,其存在时间距今4850年至3450年。其地出土文物中,突出了牛祭祀崇拜的文化。我们注意到,李家山47号大型墓葬中,有“似殉葬牛头”的现象,当时埋下的应该是活牛砍下的头,也就是“活牛祭”。这种情况,我在专著《三苗新说》中研究,其与“汤谷”祭祀文化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专题介绍。

牛虎铜案正面和侧面。(李家山24号墓出土)

牛虎铜案正面和侧面。(李家山24号墓出土)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说的是:“国家的大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有分祭肉之礼,战争有受祭肉之礼,这是和神灵交往的大事。现在成子(指成肃公)表现出懒惰不恭,丢弃天命了,恐怕回不来了吧!”这是在强调祭祀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反映了古代对鬼神的信奉。

中国文物界在20世纪60到70年代,有两次惊人的发现:一是甘肃武威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二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祭器“牛虎铜案”。从此这一北一南、一马一牛的精美雕塑誉满神州,轰动世界,并有“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之称。牛虎铜案,成了奠定李家山墓地王族地位的主要证据之一。

证据四:青铜钺

李家山青铜墓地,出土了不少青铜钺。但是,目前我们对钺的认识有限,研究其内涵的也不多。钺最早见于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均为玉钺。考古学家张忠培以良渚玉钺为例,在《中国考古学》中说:“这类玉(石)钺并非实用,只是墓主人的标识。《说‘王’》一文认为:甲骨文及金文中的‘王’字,是斧钺的象征,钺是指挥军队的权杖。因此,钺是军队指挥或王杖的标志物。”

《尚书》:“王执钺”;《史记·周本纪》“武王左杖黄钺”。《司马法》云:“夏执玄戉(古代通‘钺’),殷执白戚,周左仗黄戉,右秉白髦。”从王权象征物引申开去,青铜钺也被视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淮南子·兵略训》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君王授命将军时的具体情形:君王“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执斧,持头授将军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

蛇头銎纹钺。(李家山57号墓出土)

头銎纹钺。(李家山57号墓出土)

以上记载说明:斧钺作为军事统帅权的象征,乃是将军率军征战的必需之物。而王者进行朝政与礼仪活动,斧钺同样不可或缺。《逸周书·世浮》中云:“王(周武王)秉黄钺正国伯……王秉黄钺正邦君。”周王作为宗主国或者盟主国国君,必须“秉黄钺”亲理政事。而大凡有大型国事活动,王者身后须设有绘制斧钺图案的屏风状礼仪设施。春秋战国以来,斧钺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但在天子的大驾卤簿中,却也一直少不了黄钺,钺作为皇权的象征之一仍残留在礼制的行列中。《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的天子出行,“乘舆法驾……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一直延续至汉代,仍可见沂南汉画像“车马出行图”中的斧车,斧应是钺的传承。唐代的统治阶层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钺,这点为皇亲贵族墓葬壁画所证实。据杜佑《通典》记载,唐代皇帝出行仪仗行列中仍保留着黄钺车,甚至天子八宝(各种玺印)在出行时也需置于黄钺车中。到了崇尚复古的宋代,统治者曾一度恢复了斧钺制度,考古发现中斧钺(包括壁画)较为常见。《宋史》卷二七九记载:“(宋)太宗尝幸内厮,(张)进以亲校执钺前导。”可见在大宋皇帝的日常活动或出行礼仪中,仍然以斧钺来彰显王权。宋代以后,斧钺非常少见了。

根据李家山青铜墓地出土青铜钺的实际情况,钺当作为确定王族墓地的标志。

证据五:铜鼓

王者必有铜鼓。李家山青铜墓地出土铜鼓,这是不争的事实。

《隋书·地理志》记载:“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踑踞,乃其旧风。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诸獠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陀于汉,自称‘蛮夷大酋长、老夫臣’,故俚人犹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

三骑士铜鼓。(李家山51号墓出土)

三骑士铜鼓。(李家山51号墓出土)

以上“尉陀于汉”之“尉陀”,亦即南越王赵陀(?―公元前137年),在中国历史上,他被认为是两广及越南一带的拓荒第一人,同时也是第一代南越国王。他是恒山郡真定县人(今河北省正定县),后在南越称帝,于公元前203年至公元前137年在位,掌握政权71年,被称为世界上最长寿的皇帝(活了100岁以上)。尽管出于礼节,不得不对汉朝象征性地隐藏起自己的帝号——“南越武帝”,但他在南越国始终沿用皇帝的尊号。史书记载,他在见到汉武帝时卑称自己是“蛮夷大酋长”,俯首叫作“老夫臣”,老百姓则叫赵佗为“都老”。但是,他是举世公认的实实在在的南越王。符合文献“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的记载。

故学界总结:北方重鼎,南方重鼓,为王者必有铜鼓。

证据六:编钟

编钟出土于李家山51号墓,“六件一编,形状相同,大小不一,扁圆筒状,上圆封闭,半圆环钮,下端平口,饰旋纹,表明主人生前地位极高,很可能是古代滇人邦国‘王’或‘侯’”。在确定李家山王者地位上,《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似有保留,这是谨慎的学术态度,但结合以上的考古证据,我们认为墓主显然具有王者身份。

铜编钟。(李家山51号墓出土)

铜编钟。(李家山51号墓出土)

证据七:墓地出现“汤谷”文化遗存

“汤谷”文化的记载见于《山海经》,其主要标志就是“U”形特征的地理地貌。《考古与文物》认为:“东亚范围的早期遗址有一个规律,往往选择一大一小两个山作为对象,在两山之间的鞍部进行祭祀。缺乏山的时候就做两个丘。”云南考古界有人把这样的地方叫作“裂口”,四川考古界称为“天门”。我在《〈山海经〉考源》中提出这就是“汤谷”文化现象,也是西方国家研究的“圣山”“宇宙山”“山门”文化。研究埃及文化的西方学者叫作“卡”,这是一种死而复生、期待复活的场所,“并不仅仅存在于东亚范围,而是全世界史前史的普遍现象”。

呈“U”形特征的考古文化遗存,目前见于抚仙湖北岸的学山遗址。该遗址地坎边上有一个长20米―30米、高2米―3米、宽5米―6米的山脊,是“U”形的一个“裂口”,一般情况下是很正常的一处地方。关键是“U”形之处填满了红土,而且这里的红土来自其他地方。如此看来,填满“裂口”的红土,显然是人工特意从其他地方运来的。考古人员挖开其表面部分,就发现了一具烧过的骨骸。《滇学》研究认为:“学山遗址代表‘汤谷(圣山、宇宙山、山门)’的‘裂口’红土下掩埋的人体,还发现有火烧过的痕迹。我们理解:火为红色亦是以之为引子,引导人体灵魂升天,实现生命轮回,死而复生。这一细节,可能是西藏‘天葬’的源头性文化。”我在专著《三苗新说》中研究过,在四川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既有人工通过建筑复制的“汤谷”文化,也有玉璋刻写的“汤谷”文化图像。而李家山墓地,出土的“U”形或“Ⅴ”形金银镖,很可能都与“汤谷”文化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

2006年抚仙湖水下探秘时,我在李家山墓地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采访者曾经询问当时的先民为何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人生最后归宿地。我当时就指着李家山墓地远处介绍说:从星云湖到抚仙湖之间的山上,就有一个呈马鞍形,亦呈“U”形的“汤谷”山,李家山墓地对着这个地方,所以他们选择这里作为归宿地。

江川李家山墓地出现了这样的文化遗存,这就是该遗址是王族墓地证据的主要标志。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提供)


编辑:刘玉霞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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