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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蹻王滇,国都在哪? ——江川李家山遗址猜想(上)

□ 杨庆科 杨天友

纪念李家山古墓群考古发现5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国内外的文物、考古、民族、历史、文化等多学科的资深专家汇聚一堂,热烈的学术交流,把对李家山遗址的保护及利用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特别是最终达成的共识——《李家山宣言》,让公众对李家山遗址的开发和文物活化利用有了新的认识,即“古滇青铜文化是中国西南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滇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中国青铜文明最后阶段的杰出代表”。

1972年李家山考古发掘现场照片。

1972年李家山考古发掘现场照片。

众所周知,晋宁石寨山发现了“滇王之印”,近年来在晋宁河泊所又发现了滇王相印封泥,对晋宁石寨山的“滇王”年代已基本确定,但是对庄蹻王滇时的建“都”地在何处还未有定论。本文将从现有考古资料出发,结合相关史料,分析庄蹻王滇时古滇国建都的情况及历史变迁。

吊人铜矛。

吊人铜矛。

24号墓是庄蹻墓葬?

李家山及晋宁石寨山、羊甫头等滇中地区出土的以刻画纹饰、铸塑形体为主要特征的青铜器,是古滇国行政中心的变化所形成的遗址遗存,庄蹻以兵威定滇属“楚”后回楚报功,但黔中郡已经被秦国军队占领,归路受阻,这时作为一个军中“领袖”,富有创造性的思维,转念一想,不如回到滇地去。于是就“因还,以其众王滇”,还“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可见这时以庄蹻为王建立的古滇国应该是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逐渐地将楚国的技术(如蚀蜡法铸造技术等)融入滇中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

庄蹻返滇国后,“都城”建于何处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从江川李家山与晋宁石寨山的大型墓来看,规模相当,出土器物数量、重器较多,在考古分类上将这些大型墓分为一级墓,也就是滇国“王”级的墓葬,因此认为“滇王”的居住地不是一成不变的。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的牛虎铜案(也称牛虎铜俎),作为祭祀之重器,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此器物具有将楚国案的造型和本地的牛虎崇拜融为一体的工艺特征,类似于春秋时期的楚国云纹铜禁。从牛虎铜案的造型特征来看,非实用器,有可能是一种禁器,云纹铜禁警示人们不要喝酒,牛虎铜案是不是也在提醒人们:建立滇国是不容易的,滇国的财产随时都会有被外敌掠走的危险。牛虎铜案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器物,牛和虎构成这个器物的主体,虎咬住牛尾这种构思形成牛头与虎头的对称平衡。大牛的牛尾卷住虎的身体,表情上显得非常沉着冷静,并保护着胯下的小牛,因此有专家认为持有此重器者不是一般的“将相”级人物,有可能是庄蹻。

龙街曾是滇国的行政中心?

庄蹻作为滇国开国之君,能“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走“群众路线”。 

理由如下:

一是庄蹻对原滇部落是“以兵威定属楚”,在兵威定时肯定掳夺了原滇土著部落的不少财产,这些财富为庄蹻在滇国称王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是因道受阻再回滇后,凭着自身优势称王,这时会担心原政治中心的滇池地区政局不稳,因而选择江川龙街这个地方建“都”,这样既可以控制原作为政治中心的滇池一带,又可以规避因兵威滇属楚后,原滇都政局不稳给自己带来的安全隐患,在龙街建立新的滇王国政权后,立即将自己融入当地的民族中,就连自己军队中的骑士也“羽人”化了、足也“跣”了。“羽人”和“跣足”原属于古滇民族的习惯(因在青铜鼓上可以见到“羽人”活动方面的场景,如羽人竞渡、舞蹈等),从而通过时间的推移来完成对滇的管控。江川龙街作为滇国的行政中心,也许有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就是李家山能有类似于24号墓这样的多座大型墓(这些大墓不可能是很短的时间埋葬的),也有牛虎铜案这种大型器物的原因,这种器物既融楚地祭祀用俎的特征,又融入当地崇拜牛和虎的文化元素,并成为滇青铜器中的孤品。

初步建立新滇国政权的庄蹻,各个方面显示与原滇不一样的统治制度,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祭祀风格,创造出新型而又具有标志性的产品——牛虎铜案,并通过杀人祭祀、制造吊人铜矛等非战争的手段,采取精神统治制胜的方式进行宣传,对敌对分子起到威慑的作用,从而达成巩固政权的目的。

虎牛鹿铜贮贝器。

虎牛鹿铜贮贝器。

元江县出土的羽人竞渡纹铜鼓。 (杨庆科供图)

元江县出土的羽人竞渡纹铜鼓。 (杨庆科供图)

从李家山大型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年代来看,普遍早于晋宁石寨山,说明李家山古墓群的大型墓主人在时代上要早于晋宁石寨山、羊甫头等地,李家山埋葬的大型墓的主人是庄蹻及随同庄蹻一起在滇开疆扩土建国的功臣名将以及庄蹻后的几代滇王墓的可能性较大。《元史》中也有“蹻王休腊,为今河西以东”的记载,而休腊也写成“休纳”,是玉溪市元初设置的县,以东一带刚好是现在的江川地区。

贮贝器由青铜鼓改造而来?

三是古滇部落的部分器物(如最具有滇越典型特征的青铜鼓),失去其使用功能后,在这些鼓上加一个铸造的盖,利用蚀蜡法将杀人祭祀、播种、纺织、驯马、赶集、放牧、纳贡、渔猎当时社会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社会活动场景塑在盖上,形成滇国与周围其他部落明显区别的一种特殊文化。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如具有百越民族特征的“羽人竞渡”铜鼓,以及一些类似于东山文化的器物,可能是庄蹻以兵威定滇时掳掠的,除在滇中的石寨山文化类型中发现将青铜鼓改成贮贝器,其盖上有比较复杂的雕塑场面外,广南、元江流域以及越南东山、泰国等地的“羽人竞渡”纹铜鼓上均未发现类似雕塑。这也是石寨山文化与周围其他地域同类器物的最大区别,这种地域性比较明显的器物,往往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现象。从特征上看,铜鼓和鼓面上的雕塑盖是两次成型的,盖上雕塑晚于铜鼓。

四是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相距约40公里,在这么近的地区,凭区域性的经济实力,不具备在这两地同时形成“国王”级别的两个大部落的条件。因此,庄蹻入滇称王,原土著民族统治者的逃亡,新政权的建立,历经几百年才形成以李家山、石寨山为主的滇文化。

庄蹻的部下带来楚式兵器?

五是庄蹻返回滇地称王后,发现滇这个地方很多奇特的与楚地不同的社会现象,对这些独特的社会现象非常重视,于是令工匠用雕塑的形式把这些独特现象再现出来,作为平时学习、借鉴和推广的一种手段,以达到完善制度、巩固政权的目的,这种形式一直延伸到被汉武帝赐“滇王之印”之后,随着汉文化的融入而逐渐被汉文化所取代,至于有的专家说,庄蹻王滇,应该有很多楚式的兵器及随庄蹻入滇的器物,不可能入滇时就将这些器物熔之于炉。从当时楚国的一些资料来看,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先秦时期楚国诗人屈原《九歌·国殇》中就有“操吴戈兮彼犀甲”的诗词了;从楚到滇,路途遥远,又经历了多次战争,在冷兵器时代,选择好用的兵器带走也是极有可能的,到入滇时,将士手中的兵器也可能是“万国牌”的了,从墓葬中所葬的兵器来看,有的被磨得所剩无几了,所以兵器或随军的生活用品的器型极其复杂。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权的稳固,滇国行政中心也逐渐向晋宁等地转移,从而形成李家山青铜器物偏早期、晋宁石寨山偏中期、其他地方偏晚期的滇青铜文化分布。说来也是巧合,李家山下有个村子名曰“庄科”,也许就是由庄蹻在此建国都称王演化而来的,在历史地图上,汉代龙街这里的地名叫胜休(见《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战胜“休腊”人之意),虽在王莽时改为胜僰(有战胜僰人之意),三国时又改为胜休,从地名上看,三国时期蜀国在这一带也沿袭了汉代的“南抚越夷”政策。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提供)

编辑:刘玉霞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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