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剑波

现代文献在介绍抚仙湖的历史时，都称它是唐代樊绰《蛮书》中所称的“大池”，其根据是现代著名史学家向达的《蛮书校注》的考证结果，云南著名学者尤中则认为“大池”应指杞麓湖。但这些说法与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蛮书·山川江源》说：“量水川，在滇池南两日程，汉旧黎州也。川中有大池，其水东泄，出一石窦中，水流甚广，石窦甚狭。土蛮云：此窦忽窒空，则百姓忧溺。”量水川因南朝刘宋至初唐的梁水县所辖而得名，其位置就在今天江川区政府所在地浪广坝子，这应该是明白无误的事实。向达说：“自绛或江川至柘东正为二日程，与此处之量水川在滇池南两日程合。黎州治所，据《嘉庆一统志》卷四百七十九‘临安府’，在今华宁，故量水川当即指今江川、华宁一带之坝子而言也。川中大池其水东泄，即今抚仙湖，抚仙湖水今东流入南溪河也。” 只是向达不知道这个坝子的名叫浪广，在1950年以前分属江川、华宁两县，并把抚仙湖水所注的南盘江误为南溪河了。

浪广在唐初为西宁州梁水县的县治所在。《旧唐书·地理志》所载，武德七年（624年），从南宁州析置西宁州，贞观八年（634年）改为黎州，领梁水、绛二县。绛县即今江川区北部的江城坝子及周边地区；梁水县即今浪广坝子一带。《蛮书》写作“量水”。既然“大池”就在量水川中，则其无疑就是星云湖。星云湖水往北经隔河汇入抚仙湖，再往东流入南盘江。隔河是一条沟通抚仙湖、星云湖的水道，抚仙湖东岸的海口河则为两湖共用的出水口，而在明代两湖开凿疏浚工程以前，隔河和海口河一遇洪水冲刷，特别容易壅塞，喻为“石窦”并无不妥，抚仙湖、星云湖历史上常常因为出水口淤塞而遭受漂没之害，也就是《蛮书》所说的“百姓忧溺。”

向达既将量水川确定为江川、华宁之间的坝子，却又把其中的“大池”指为抚仙湖，但抚仙湖并不在通海至江川的必经之道上。贾耽《路程》与《蛮书》都是旅行记录，重点记载旅行者所经所见的沿途情况，两书的作者（指其所依据第一手资料的作者）都不太可能舍星云湖之近而远及抚仙湖。又尤中以“大池”为杞麓湖，既然量水川位置在浪广，《蛮书》又明言“大池”在此川中，以通海的杞麓湖当之，同样有舍近求远之嫌，且在路程上与贾耽、樊绰所记的途程不符，《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明言自通海至江川（今江城坝子）一日、至晋宁一日、至拓东城一日，亦即通海至拓东为三日程，而同书所载量水川至滇池（实即拓东城）仅两日程，是知“大池”必为星云湖也。

《蛮书》不知道量水川中“大池”的名字，但在年代更早的贾耽《路程》中，它与杞麓湖分别被称作“海河”“利水”。《新唐书·地理志》附贾耽《路程》记载：“经通海镇渡海河、利水至绛县。”此处的“海河”当即杞麓湖，“利水”即是星云湖，“利”与“黎”音近，盖因地处黎州境内而名之。《宋书·州郡志》：“梁水，与郡俱立。”意谓刘宋时的梁水郡、县同治一地，唐初的黎州与梁水县也共治于今浪广之地。

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其《交广印度两道考》中解释这两个地名说：“通海、绛县中间之二水，不能确知为何水，顾绛县大致可当今之江川县，第二水疑为通星云湖及抚仙湖之港河（即隔河）；至若利水，不知应在杞麓湖方面寻之，抑在其北注入星云湖之诸小水中寻之。”伯希和拘于汉字“水”为“河流”之例，认为“利水”当然是一条河流的名称。贾耽《路程》与樊绰《蛮书》所叙拓东、通海之间的就是同一条路，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所谓“大池”这一带除了星云湖之外，不可能有其他湖泊。同样的，所谓“海河”除杞麓湖之外，当然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尤中也主张“海河”“利水”分别就是杞麓湖、星云湖，利水为“大池”的名称，自然也就指的是星云湖了。

但方国瑜则把两者同指为杞麓湖，他说：“贾耽《路程》：通海渡海河利水至绛县。按此通海、江川间之水，即杞麓湖。”这个明显不通，体会原文之义，“海河”“利水”显然应该读为两个词，把“海河利水”作为杞麓湖的名字，只怕在当时也没有这种读法。另一方面，古时从通海到江川，都必须顺着杞麓湖东岸（或走杞麓湖水路），再走甸苴关一带的山路，又沿星云湖的东岸（或走星云湖水路），过海门桥到达江川（今江川以北的龙街和江城），方氏一面忽略了这段路程要经过两个湖泊，另一面又强行把两个水体的名字合二而一，故有此等疏误。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的结论是：唐代贾耽《路程》中所述的“海河”，即后世的杞麓湖；“利水”就是《蛮书》中“大池”的名称，它因位于黎州（今浪广）境内而得名；抚仙湖并不在《蛮书》所述的旅行路线上，显然不是“大池”的所在，它在唐、南诏时期的名称仍然有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