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山古刹普光寺内古迹遍布。

通海秀山有一座著名的古刹，名叫普光寺。寺中遍布历史遗迹，除了是观堂、畔公影堂、畔富塔、铁牛塔之外，还有著名的普光山智照兰若碑。这块古碑立于宣光七年，故学者又将它称之为“宣光碑”。

近些年来，学者从元代末期云南历史，滇中地区土地交易、农业开发、户籍制度、货币流通等多个方面对这块宣光碑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与解读。随着研究的深入，碑文中记载的一位元代历史人物——“鹤野大参”的真面目也逐渐显现出来。他的出现，将使秀山“名人堂”增加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同时对元代玉溪，乃至滇南地区的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宣光”的由来

宣光年号在《元史》《明史》等正史中都不见记载，不过在《南诏野史》等地方史料中却能见到。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是元顺帝，1368年，明军进攻大都，他死于北逃途中，其子元昭宗在塞北即位建立北元政权，宣光就是北元的年号。元史专家方龄贵认为，北元宣光年号共八年，即公元1371年至1378年。明朝建立初期，边疆云南仍在梁王的统治之下，使用的是北元政权的年号宣光，这也正是秀山普光寺宣光碑上年号的真正由来。

北元政权存在时间很短，国内使用其年号的省份也不多，宣光时期的文献、碑刻存世的就非常稀少了。据学者研究，除了普光山智照兰若碑外，云南省内流传下来的宣光碑还有：

重建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碑，现存于姚安县文化馆；

文殊奴神识经幢碑，现存于云南省博物馆；

大光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碑，现存于大理市文化馆；

李成定神道碑，现存于禄丰县文化馆。

1939年，著名学者方国瑜曾在昆明晋宁区盘龙寺内发现一块元末古碑，称之为《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铭》。这块塔铭碑立于“至正壬子夏四月”，这个年代相当于北元宣光二年，即公元1372年。因而，学者也将这块塔铭碑归入宣光碑之列。

以上的发现，都是研究元末，特别是宣光年间云南社会发展变迁最为重要的一手资料。

题匾人“鹤野大参”

秀山普光寺宣光碑立于宣光七年，即公元1377年，它的碑阴记录的主要内容是普光寺名下的田产分布状况；碑阳刻录的则是一篇文辞典雅的优美散文，记叙了始建于大理国道隆十一年的普光寺在整个元代的兴衰演变历程。碑文有一段记载：

时郡中右族王氏二昆仲，厥兄颇明儒典，能文章，而尤诗。顿觉世缘俱幻，遂投礼铁牛和尚，薙染为僧，号玄机。精专三学，笃志一乘，影不出山……舍衣盂赀，市诸材木，建精舍方丈，幸获鹤野大参特书“灵鉴”二字而额焉……

这段碑文说的是，通海本地有一个王姓望族，家有兄弟两个，其兄通晓儒家经典，能文善诗，后来顿悟，拜了在秀山修行的铁牛和尚为师，法号玄机。他出资购买木材，请人在普光寺里修建殿阁。工程完工后，玄机和尚有幸得到“鹤野大参”特意为殿阁书写的两字匾额“灵鉴”。

“灵鉴”有可能是目前已知有文字记载的专为秀山寺院题写的最早一块匾额，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不过，题匾人却非闲云野鹤般的无名隐士，而是元代云南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

综合当代元史学者的研究可知：“鹤野大参”即述律杰，字存道（又称“从道”），号鹤野。他的祖先是辽代贵族，被辽太宗赐姓“肖”（也写作“萧”）。其曾祖追随元太祖征伐有功，获封四川行省保宁万户，且可以世袭。述律杰长大后承袭万户，曾在泰定年间前往京城任职。元文宗即位不久，国内爆发了“天历之乱”，述律杰参与了晋冀、关陕、川滇等地的平乱之役，特别是到了云南，在平定秃坚、伯忽的叛乱中立下显赫战功。元顺帝即位之后，他因功升职，大约在顺帝至元六年第二次入滇，出任云南的都元帅。

道光《云南通志稿·秩官志》记载：“临安广西道元江等处宣慰使兼管军万户府，述律杰，顺帝时万户府都元帅。”万户府驻地在临安路，倚郭在通海。大约四年后，述律杰于至正四年出任云南行省参知政事，在元代，这已经是从二品的高官了。

至正十三年，述律杰离滇到陕西任职。至正十五年春，他以陕西行省参知政事之职镇守潼关。第二年九月，汝颖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刘福通的部队攻破潼关，述律杰战死。

辽国贵族后裔

此时，再看秀山宣光碑上的“鹤野大参”四字也就非常明了了。

先说“大参”，这应该就是元代流行在文人雅士之间对“参知政事”一职的雅称。

“鹤野”是述律杰的号，其中“鹤”字显然是有深意的，这与他的祖籍地辽东有关，那里是元代之前就已经公认的鹤的故乡。元代陈放的《安雅堂集》中收有一篇《书鹤野记后》，文中有一段话：“述律从道，世家辽东，鹤其邑名，人野，故以是号之。辽东之鹤，鹤之仙者也。”述律杰以“鹤野”为号，显然是以祖籍地为荣的。

还有一层意思，述律和耶律一样都是辽国贵族的姓，金灭辽之后，述律被迫改姓“石抹”，这是一个奴婢用的姓。为了抹除家族的耻辱，述律杰多次向朝廷要求复姓，终于在升任都元帅前，因战功恢复了祖先的姓氏。从这个细节，我们看得出他对契丹的民族认同感有多么强烈。

《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收录了元代邓麟所作的《元宣慰副使止庵王公墓志铭》，文中列举墓主王公结交的一众友人，其中就有“鹤野大参”，从修志者的按语注释来看，也是述律杰无疑。

涌金寺碑真容难见

可能有读者会说，仅仅凭一个“鹤野大参”的名号和一块失传的匾额“灵鉴”，就将述律杰请进秀山“名人堂”，有些草率了。

其实不然。在明代洪武初年，翰林学士王奎（字景常）被贬谪，戍守临安，他游历通海秀山后，写下了一篇《重修涌金寺记》的文章，文中有一段记载：

初，僧铁牛之大弟子月智，游东南至天目，见断岩，得衣钵之传，归而开丛林于云麓暨东崖，肇造涌金寺于山巅。其弟子联山实守其传。元元帅述律杰为文刻诸石，班班可考。

王翰林在洪武初年见到述律杰撰文的碑刻，现在已无迹可寻，不过《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还是著录了这块元代碑刻：“涌金寺碑，通海秀山涌金寺，元元帅述律杰为文，刻诸石。见王景常《重修涌金寺记》。”同时还配了一则按语：“此碑未获访，惟王景常述寺之缘由即据碑文，当亲见之。述律杰出临安、征车里在至正初年，作此碑文或在其时也。”这段按语说明，在民国时期，述律杰撰文的碑刻已经遗失不传。

述律杰在通海任都元帅一职至今已近七百年了，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关于他在秀山留下的诗文碑刻，我们只能找到一些历史的碎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秀山在古代以“云南四大名山”之一名于世，它的盛名正是由无数这样或清晰或模糊的历史碎片拼接而成的。(记者 蔡传兵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