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是对王旦东的真实写照。王旦东在五四运动后至抗日战争前期，经过在“语联”“音联”“剧联”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组织的锻炼和考验，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艺术风格日臻成熟，为他创立、开拓“抗战花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艺术基础，在云南花灯的创新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上北平：荐聂耳入“音联” 与之并肩战斗

王旦东，原名秉心，字品三，曾用名丹东，后改名旦东，1905年出生于云南省易门县北区上定乡（今小街乡）甲浦大村。年少时，王旦东前往离家20里外的旧县小学寄读。上学时，王旦东深受任教先生的影响，倾听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呐喊，五四运动的浪潮深深地激荡着他年少的心。王旦东在心底埋下爱国忧民的种子，从此把国家兴亡当己任。16岁时，他曾赋诗“御侮当作大丈夫，持枪遍把盗贼诛，中国得安全球稳，耳不闻忧身始舒”，以抒发心中爱国热忱。

青年时代的王旦东。

1923年，王旦东考入昆明联合中学就读。192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云南省立第一中学高级班文科。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掀起高潮，“反帝反封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响彻昆明各大中学校。同时，“爱美”戏剧运动风靡全国，昆明的学校戏剧演出活动此起彼伏，联合中学和省立一中都是学生表达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王旦东深受“戏剧为人生为社会服务”思想的熏陶。

1927年4月，王旦东和易门同乡刘惠之前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寻找救国救民之路。途经上海，正逢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滞留上海。不久，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广州受到波及也去不成了，革命理想受到打击。刘惠之前往日本寻求救国道路，王旦东则考入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经常参加学生的救国集会、演讲等活动，校方发觉后，他被迫转校。王旦东这段求学经历，开启了他的政治、艺术觉醒之路。

1931年，王旦东与其他进步青年一样，前往北平追求革命真理。在此期间，王旦东经人介绍加入“北平反日大联盟”和“北平世界语联盟”，以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投入群众斗争中。他与进步青年李元庆共同组织北平左翼音乐工作者联合会（简称“音联”）并担任秘书长，以音乐为武器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聂耳从上海到北平后，经王旦东介绍，加入了“音联”。自此，王旦东与聂耳并肩战斗，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1932年，王旦东加入共青团，在参加清华大学“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晚会上，王旦东与聂耳冒着生命危险同台演出《国际歌》，王旦东独唱，聂耳用小提琴为之伴奏。

纪念晚会开始不久，国民党特务煽动右派学生闹事，殴打演出人员，王旦东被乱石击中头部，依旧歌唱不止；聂耳的小提琴拉坏了，改用钢琴为其伴奏，两人都受了伤，仍坚持把节目演完。

为了参加左翼剧联组织的活动，王旦东常常饿着肚子演完甲角演乙角，演了话剧又歌唱，兼管舞台设计和后勤，向大众传递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抗战精神。在北平美术学院任教期间，王旦东还有幸得到王悦之、齐白石、李苦禅等名师大家的帮助和指导。

经过这一系列的斗争和考验，王旦东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艺术风格日臻成熟。

回云南：赋予花灯新剧抗战救亡时代精神

1936年，结束10年颠沛流离的“北漂”生活，怀揣着话剧艺术梦想的王旦东回到云南。他应聘担任云南省教育厅艺术专员，与李家鼎等人组织了昆明第一个群众业余歌唱团，创作了号召抵制日货的《码头力夫曲》，同时还筹办起昆明艺术师范戏剧科。不久，他又筹建了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所属的话剧团——金马剧社。十年追梦却一路挫折的王旦东，如同熔岩找到出口，立即将美术功力展现出来，饱含热情地撰写金马话剧团开办计划书，很短的时间内，王旦东就把金马剧社打造成了昆明著名的话剧社。

王旦东编导的花灯歌舞《大茶山》剧照。

当时，王旦东作为云南省教育厅第一电影巡回放映队的队长，被派往各地放映电影。王旦东绘制了《饿狼的下场》等抗日题材的彩色幻灯片进行放映，大胆地尝试用云南方言编唱词、花灯调为唱腔，无论走到哪里就用云南人熟悉的花灯曲调进行演唱，当地群众反响热烈，他的创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王旦东从中受到启发，也因此看到了云南花灯发展的灿烂前景。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旦东投身到奋起抗战救国的洪流中。他邀请玉溪花灯艺人和昆明进步文艺工作者组成文艺花灯队，后经过多方努力，又组建了“农民救亡灯剧团”。有了剧团这个平台，王旦东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素材，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在发挥老艺人们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表演才华的基础上，以玉溪花灯为曲谱基调，创作改编《张小二从军》《茶山杀敌》《新别窑》《新四郎探母》等多个现代花灯剧。

王旦东导演的神话花灯歌舞剧《红葫芦》剧照。

新编的花灯剧内容紧扣时代脉搏，由原来仅反映青年男女爱情、农村妇女生活等狭小题材，扩大到反映轰轰烈烈抗日救亡的重大政治主题。艺术表现形式上开始有剧本、剧情、唱词、曲调、音乐，建立了导演制度，设计了灯光、布景、服装、化妆、道具等，“抗战花灯”从题材、容量、格调等几个方面或革新，或提升，或扩容，完成了云南地方花灯小戏从村歌俚曲向剧场艺术花灯剧的转变，自此山村小调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一改“好男不唱灯，好女不看灯”的传统旧俗。

1938年，“农民救亡灯剧团”的剧目《张小二从军》试演就得到官员、老百姓、戏剧界人士、大学教授等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赞许。《茶山杀敌》的演出更是盛况空前，人们扶老携幼，争相购票观看，场场座无虚席，连续演出半个多月，引起戏剧界的惊奇和注目，赢得广大群众的叫好，许多著名人士争相撰写评论。云南大学教授、文化艺术界协会负责人楚图南写道：“以云南的自然环境及社会背景为载体的新的艺术——《茶山杀敌》，算是最勇敢的尝试。无疑，这一尝试已成功，能抓到‘牧歌时代’最美的遗物，也是云南社会所仅见的遗物，如劳动、歌唱和爱情融为一体，配合抗战的救亡问题和时代意识，是难得的新创作。”

主打的剧目在昆明试演、公演成功后，剧团步行到郊区各乡巡回演出。各地纷纷赠送锦旗，上书“艺术救国”“唤醒民族意识，增强抗敌力量”“救国警钟”等褒奖之词。两年多时间里，云南新歌剧运动影响极深，各种社团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用花灯剧宣传抗日的热潮。

1943年，王旦东应邀赴滇军十八师艺术工作队担任业务副队长兼编导，自此，王旦东以花灯为“利器”，带队深入连队慰问演出，在抗战中大显身手。

王旦东创作的书画稿。

话影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占有特殊地位

回顾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史，无论是1930年“中国现代戏剧之父”田汉的“在野的戏剧”活动，还是1932年留美学成归国的戏剧家熊佛西在河北定县的“农民戏剧运动”试验，均没有成功。

能在以新思想、新观念去创新民族民间表演艺术形式的同时，又以艺术作为团结和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利器”进行戏剧创新的，还得数始于1938年王旦东开创的“抗战花灯”。王旦东的“抗战花灯”比中国西北的新歌剧、秧歌剧运动还要早，是“欧风美雨”冲刷中国大地后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奇迹。王旦东没有高深的理论修养，只凭对戏剧事业的执着、对民族民间艺术的热爱，就组织发动了一场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且声势浩大的云南新歌剧运动，最终成为当时学者们口中当之无愧的、伟大的农民艺术。

抗战胜利后，王旦东回昆明，历任中共昆明市委文工团团长、云南省花灯团副团长，曾任云南省政协委员、昆明市人大代表等职，著有花灯剧本多种，1973年病逝于安宁。

王旦东故居。

王旦东的“抗战花灯”对云南花灯影响颇为深远，他既是云南话剧运动史上最重要的话剧团——金马剧社的创建人、主持人、重要导演，又是云南最早的话剧教育摇篮——省立昆华艺术师范戏剧电影科的教师，还是云南早期电影教育普及的先驱，更是云南地方小戏——花灯从歌舞演唱发展成为地方剧种的改革家与推动者。他为云南花灯注入了时代精神，极大地提高了花灯剧的文化地位，让云南花灯焕发夺目光彩。（记者 沈杰）

(本文配图均由通讯员 杞云峰提供)

史料提供、文本审阅：玉溪市委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