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翰（1565―1633年），字伯举，号聚洲，云南宁州（今玉溪市华宁县）人，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曾担任明朝翰林院庶吉士、吏科给事中、工科给事中等职务。王元翰忠于职守、刚正不阿，虽官微言轻却敢于忠言直谏、直面贪腐，是明朝有名的谏官、廉吏。

王元翰故居内保留着古旧的屏门。记者 马兰 摄

公私分明，不附权贵

明朝后期，结党营私日益严重，拜官公朝、谢恩私门之风盛行。王元翰中进士时，考官为当朝首辅沈一贯。沈一贯对王元翰极为看重，认为其“笔舌互用，腕有鬼工”，将其擢列为进士第五名，视其为门生。成为朝廷达官显贵的门生故旧，历来是进入官场圈子的一条捷径，别人对此趋之若鹜，而王元翰则避之不及，即使沈一贯主动派人示好也不为所动，还义正词严予以反驳：“知己之恩，同于再生，生何敢忘！然而人臣无私交，使相君而开诚布公，生请北面精谨以事之。”王元翰不攀附权贵，公开抵制“宁负朝廷，不负举主”的为官潜规则，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充分彰显了他刚正不阿的品格，这在结党营私日趋严重的明末时期，实在是难能可贵。王元翰不愿加入朝廷中的团团伙伙，他抨击时政、揭露时弊的正义之举在不正之风盛行的当时尤为显得另类，忠于言官职守的王元翰渐渐成了朋党之争的牺牲品。

忠言直谏，不畏强权

明朝万历时期，党争频繁，政治生态恶化。王元翰直言敢谏，不畏权贵。他直斥明神宗（朱翊钧）怠政，陈述天下弊端，建议明神宗：

一曰责法令之行；二曰专会推之权；三曰慎名器之重；四曰广赐圜之诏；五曰严奏辨之妄。

意思是：一要严格法令；二要通过众臣公推任用官员；三要慎用爵号和仪仗封赏；四要对放逐的臣子宽大为怀；五要严格奏疏和制定廷辩制度。

同时，列举了当时可痛哭者八件事，收录于《神宗实录》：

一是皇帝长期不见辅臣，连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朱赓这样的重臣也三年不得见皇帝面；

二是九卿严重缺额，有的官署连一个官员也没有，调入京城待任者累年不明确职责；

三是御史出巡归来久不缴差，以致巡视地方再无人可派，弄得有令不行，官员玩忽职守；

四是钦定重新起用的废臣久拖不得到职，让他们久居山野日渐衰颓；

五是九边驻军每年糜饷丰厚，却大都是游手好闲不能征战之辈；

六是皇帝深居内宫，仅凭奏疏了解下情，使敢于直谏的大臣无可奈何；

七是催收矿产的使者满天下，逼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众心离叛；

八是太子经年不思学习，只与宦官、宫女亲近，对品德正派的人都疏远，全不为宗庙、社稷着想。

王元翰疾恶如仇、言语犀利、一针见血。沈一贯权倾一时，朝中无人敢惹，王元翰不畏强权，弹劾其结党营私、袒护邪臣。王元翰还先后参劾过“勒索商民”的太监杨致中、“横噬剥商”的内官王道、“顽钝污秽”的两广总督戴耀和福建巡抚徐学聚、“生事误国”的贵州巡抚郭子章等，被他弹劾过的官员多达十余人。正因他为民请命，敢于触龙颜、惹权贵，自己也受到云南道御史弹劾，被诬陷贪污。王元翰为自证清白，将家中所有财物悉数搬出，摆放在城门下，当街亮家产，却难证清白。

情系家乡，心怀百姓

身为云南人，王元翰多次为云南百姓建言，在他诸多的奏疏中，有关云南的有《滇患孔殷维桑虑切疏》《滇民不堪苛政疏》等，上书朝廷减免云南赋税，让赋税繁重的云南百姓休养生息。王元翰虽有拳拳报国之心，却为官场所不容，仅做了4年言官便不再起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王元翰返回家乡，在抚仙湖畔闲居，撰写了大量借景言志诗句。他在《泛抚仙湖诣孤山用壁间韵》一诗中描写了抚仙湖与孤山：“闲赋沧浪间濯缨，湖山萧瑟趁秋晴。山当孤处群松伴，湖以仙名一鹤横。”借抚仙湖与孤山的绿水青山之景，言自己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之志。王元翰一生著作颇丰，有诗文集《凝翠集》和奏稿《未焚草》传世。他在家乡办起了学塾，教授本家子弟和邻里儿童，希望能从他们之中培养出济世报国之材。寄情山水虽可一时聊以自慰，但作为一名有志之士，王元翰还是难掩惆怅之情。此时的他仍然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对朝廷还抱有幻想，期待朝廷能重新起用他。天启元年（1621年），“奢安之乱”（四川、贵州土司反明叛乱之一）祸及云南，王元翰捐谷募兵，以助防护会城昆明。为平叛乱，王元翰尽心尽力奔走，虽然历经坎坷，但王元翰直言敢谏的心始终没有改变。

《凝翠集》，王元翰撰，共五卷，收入《丛书集成续编》。（资料图）

“直声震天下”的言官王元翰至死也没能洗刷掉被诬陷为贪官的耻辱，但在他离世后，客观公正的史官、学者为他恢复了名誉。《明史·王元翰传》称：“元翰居谏垣四年，力持清议。摩主阙，拄贵近，世服其敢言。然锐意搏击，毛举鹰鸷，举朝咸畏其口。”工部侍郎刘宗周在为王元翰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余既辱公同籍，且同志，寥寥吾党，晨星尽矣，余而不志公，又谁为志公者？”

（中共玉溪市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供稿）

史料提供、文本审阅：玉溪市委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