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银龙/文 施永强/图

明清时期，一个县的区域划分中，县城城中区域称为“坊”，靠近县城的区域称为“厢”，离城较远的乡村设“里甲”。易门则将“坊”与“厢”统称为“会”，乡村地区称谓不变，故而明清时期易门全县共设十会四乡。据说，“会”的区域划分是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二祭龙活动中形成的。一会到四会，属于县城范围。其中，四会位于易门城南。

曾经古朴的四会街道，不远处就是三会。

金线钓金龟

四会处在象山坡下，紧邻教场，建有祈丰祠、土主庙、武庙（关帝庙）、萧公庙（萧公相当于水神），设风云雷雨坛、先农坛等。易门人在这里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续修易门县志》记载先农坛：“岁以仲春亥日致祭（或用季春），以知县主之，陪祀文武官及各执事人均如祭社稷之礼。”

四会南靠一山，因有南教场得名教场山。小山如球，与县城龟山南北相对，南沟的大龙泉水沿山而下，流入三会。易门人常说，易门县城坐落在一只金龟上，二会街、三会街像一条细细的丝线，金龟从南门伸出头来，衔住了这条丝线，这就是“金线钓金龟”的传说，而四会就是端坐的“渔翁”，其静静地坐在那里，与县城好似相连，又好似分离。数百年来，默默诉说着“城南旧事”。

明清时期，城里一些无居所的人搬来这里，沿山脚建房，渐成一排民居，后来也有富家和权贵来这里建房造屋，居住于此。久而久之，形成一条宽不过3米、两段近800米的街道，与县城三会相连，这便是四会街的雏形。

刘法坤与四会

晚清时期，二会人刘法坤留学日本，回滇后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后参加重九起义、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累有战功，官至滇军第二师骑兵团团长。由于家乡易门县离昆明路程不远，故土之情难舍，因此，每有空闲，他不时回乡小住。刘法坤回国时娶回一房日本妻子，便在四会上段建盖了一处花园式住宅，让日本妻子在易门居住。宅居占地十多亩，由鱼池、假山、花园、果木园和一栋住宅楼组成，很是壮观。1917年，刘法坤被刺身亡后，房屋失修，渐渐荒废。老百姓一直将这一栋建筑样式较为特别的楼房称之为“洋房”。

文家大院的主人

四会街中部的岔路口有座院落，称为“文家大院”，是清末贡生文喧的住宅。文喧担任易门劝学所所长（即后来的县教育局局长）一职多年。依仗亲家吴祯福（吴履和）权势侵吞学款学租、出卖文凭，出售教师委任状，包揽民、刑诉讼，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制造冤案。其中，有两件事民愤极大：一是强迫打死文家伤人恶狗的平民为文家的狗买棺木入殓，并披麻戴孝当孝子，为狗出殡下葬；另一件是包揽诉讼，收受浦贝一地主80元大洋贿赂，由文喧主笔代写诉状，出庭辩护，使得罪该地主的李某被官府加罪杀害。1927年春，易门旅省学生回乡举办寒假义校，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文喧等为首的土豪劣绅把旅省学生的进步活动视为“叛祖逆宗之道，毁宗灭祖之行”，指使人进行破坏。他的行为激起了旅省学生的义愤，义校总务处将文喧的罪行编印成《告民众书》公之于众，并将文喧的各种罪行印制成传单，写成标语、大字报分期分批张贴在大街小巷。群众发动起来后，义校又利用办春节提灯会的机会发动学生制作提灯，组成三四百人的提灯队上街游行，到县政府请愿，要求罢免文喧劝学所所长职务。游行队伍途经四会街至文喧宅院，绕宅一周直上县政府请愿，沿途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很多观望的群众都加入游行队伍中。最终，清算查出文喧贪污学租、学款2万银圆及其他罪行，不可一世的“文贡爷”退赔了部分赃款，被迫辞去劝学所所长职务。文家破落后，文家大院也就没人管理了。

四会的变迁

1949年12月10日，易门护乡团，兰英区、汇川区武工队及民兵共计800多人，参加解放易门县城的战斗，团部设在文家大院。新中国成立后，文家大院分给贫农居住。在大院对面一条岔道上，曾经开过骡马店（旅店），1956年，自愿成立的集体运输组织——马车运输生产合作社就产生于此。

四会下段的一边是武庙。传说，武庙素有灵验，清代康熙四年（1665年），吴三桂到易门平叛，欲屠县城，幸得武神显灵，才避免了生灵涂炭；另一边是南校场（俗称运动场），是易门最大的运动场所。1949年12月15日，易门解放，在这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1950年10月25日，烈士陵园建成，这里也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1992年，易门第一次举办丰收节，晚上就在运动场放焰火，至今还被亲历者津津乐道。

1952年，易峨公路经过运动场、过岗头、罗所。1953年，易门到三家厂的公路修通，途经运动场，三会与四会之间隔了一条公路。教场山被两条公路犹如手掌样捧起，远离尘嚣，显得更加冷清。 

如今，在易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四会的老街已经被拆除、改造，一条宽阔的大道和崭新的城市建筑托起了四会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