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剑波

南诏政权统一云南之后，在其统治地区出现了“六赕”“十赕”等以“赕”命名的地名。

关于“赕”字，方国瑜考证说：“樊《志》作‘贝佥’，《新唐传》作‘睑’，而散见于各卷者，则多作‘赕’或‘睒’。《唐韵》：‘贝佥，力验切；睑，居奄切；睒：失冉切，又吐滥切；赕：吐滥切，又杜览切’。”“南诏天启十一年剑川石钟石窟题记有‘三赕’地名，又《中兴二年画卷》有‘兽赕’地名，字并作‘赕’，则以‘赕’为正。”《康熙字典》引《广韵》《集韵》《韵会》《正韵》诸书俱作吐滥切，音“倓”；又引《集韵》《韵会》作杜览切，音“啖”。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南诏国大理国》释“邆赕”音为“藤闪”，误。

“赕”的意思，传统文献都说是南诏、大理两朝的行政区划名称，如《蛮书》谓：“赕者，州之名号。”《新唐书·南诏传》：“夷语谓睑为州。”《混一方舆胜览·剑川州》：“睑，汉语府也。”《读史方舆纪要·元江府》：“睑读简，制若中国之州。或曰与赕同，读淡。”现代史学界也普遍将它作为与“六节度”“二都督”并列的南诏军政辖区名称，且认为南诏、大理两朝在其统治核心的洱海周围设置十赕，此外则有节度、都督乃至八府四郡之设置，从而构成这一时期完整的军政建置体系。

然而稍微注意一下文献和实际情况，便不难发觉这种说法存在的问题。考《蛮书》《新唐书》《南诏野史》《元史·地理志》诸书所见称“赕”者，已远出十赕之数，而湮没不彰者不知凡几，可知这些地方不必都是行政区划名称。上述《中兴二年画卷》中出现的“兽赕”，时间在蒙舍诏第一代诏主细奴逻发祥之初、南诏统一六诏之前，又《蛮书》中出现“河赕”一词，应是指西洱河诸赕，唐初已有“邆赕”等“三赕”，从南诏到近代以来，在金沙江两岸及其以南、楚雄以西的滇西地区广泛分布带“赕”或与“赕”有关联的地名，据后人统计共有40多处，都不可能是行政区划名称和其遗留。可证行政区划名称一说之误。

“赕”是当地土著民族词语的音译，在汉语中对应的意思是“坝子”“平川”（简称“川”），特别是指“有水的坝子”。《蛮书》卷八“蛮夷风俗”即解释说：“川谓之赕。”验以诸“赕”的地理特征，无不如此。现代白语地名中还存在很多个称“胆”“登”“堂”的地方，如称挖色坝为“孟胆”，“胆”即“赕”的今译，称邓川为“邓胆”，宾川禾甸叫作“哦胆”，祥云米甸叫“美胆”，荞甸叫“佑胆”，今其地尚有“千家登”“赤沟登”“花园门登”等等。不但与“赕”之意义相符，且亦足以说明“赕”最初是自然地理名称。

合理的解释是：“赕”最初是自然地理名称，但南诏、大理两朝将其中的“十赕”作为行政区划名称而固定了下来，其余的则作为自然地理的民间称谓。类似的例子，如“硐”本为两粤、湘西地区侗台、苗瑶系民族的地理和聚落名称，但其中一部分则被唐宋两代朝廷作为地方行政名称。“唐宋以后，洞、桐还作为羁縻地区的行政区划单位，在州县之下，有时和州县平级。宋时广西有古甑洞、凭祥洞、坛洞、卓洞、龙英洞、古拂洞等由土官治理的行政区。”据牛汝辰著《中国文化地名学》，南诏有可能将“六赕”“十赕”之“赕”沿用为行政区划名称，但此外众多的“赕”则不全是行政区划名称，是可以肯定的。

“赕”来源于古代白族语，这没有疑问。这个词又是白语中的借词。向达《蛮书校注》称它源自藏语，即藏语“than”之对音，义亦为“川原”。从白语、藏语同属藏缅语族来看，并非不可能。唐代六诏与邻近的吐蕃交流密切，这种词汇借用关系在现实上也可能发生。然而仔细考察“赕”名的地理分布，多有远至今楚雄及普洱、保山等传统侗台语、孟高棉语民族聚居地，此数地远非吐蕃势力所及，也为初期南诏势力所未及，将这些地方的“赕”归入藏缅语词显然不通，因此向达的说法并不是没有疑问的。

古代白语中有不少与侗台语、孟高棉语存在借用关系的词汇；关于南诏王室的族属，也有过属于侗台语民族的争论。侗台语中称平川为“don”，汉译如“东”“董”“同”“硐”等音，自古至今都是一样；属于孟高棉语的佤语、德昂等语音也与此相近，白语之“赕”音义均与侗台语极为相近；且“东”“董”“同”“硐”的地名在两粤、湘西分布十分广泛，它们不可能与藏缅语存在借用关系。古时侗台语民族分布在金沙江两岸及云南广大地区，孟高棉语民族在洱海西南也有不少人群，汉晋时期滇东的地名有“同乐”“同劳”“铜濑”“同并”，肯定是侗台语地名，白族先民与他们交流密切，语言的借用当属不可避免。如果能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疏通这些词汇的源流关系，对于研究白族的早期形成及其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