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扬州史可法纪念馆中的祠堂，对联为“一代兴亡关气数，千秋庙貌傍江山”，系清代扬州知府谢蕴山所撰。关于这副对联，还有一个颇具深意的传说，记载于袁枚的《子不语》中。谢蕴山在梦中见到史可法，谢蕴山问其是否知道为他修葺祠墓之举，史可法表示知道，认为此非俗吏所能为，并告诫他为官“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为官者要担心的是自己的作为是否与职位相称。谢蕴山又问祠堂尚缺一副对联，史可法思考片刻后，咏出了上述对联。

“终古衣冠留葬处，万流瞻仰慰忠魂。”春和景明的时节，扬州城外，梅花岭畔的史公祠，前来瞻仰明末爱国将领史可法的人络绎不绝。从1644年到扬州督师，到1645年壮烈殉国，史可法在扬州的时间不足一年，却深为扬州人怀念。回顾其壮烈的人生历程背后，读与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维度。

一、勤学苦读，兼有文武之才

自古文武不分途。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史可法，本是一介书生。从有迹可循的零珠碎玉中，我们对史可法的读与写仍可窥见一斑。

史可法生于一个书香之家，其祖父曾经中举。他年幼时在乡间读书，就以“兼有文武才”而出名。因为苦读，也因为才华出众，史可法很早就给顺天府学政左光斗留下了深刻印象。左光斗，安庆府桐城县人，其地文风兴盛、名家辈出，他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及第，“素擅文名”，后来因弹劾魏忠贤而下狱，死于狱中。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记载，一日，左光斗视学京畿，风雪严寒，晚上入一座古寺，不料见到廊屋里一个年轻人“伏案卧”，这正是游学郡庠的史可法。左光斗拿起案旁墨迹未干的文稿，“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并“叩之寺僧”。方苞果然是桐城派大家，十二个字，一连串的动作，既写出了左光斗对寒门后生的爱护，更衬托出史可法文采斐然。虽然史可法的这篇文稿内容已无法得知，但能让左光斗看重，足以说明史可法的文章大有可观。

史书记载，天启元年（1621年），20岁的史可法，被拔为秀才第一名，主考官正是左光斗。考中秀才后，史可法更加勤奋，后来回忆这段日子，他深有感慨地说，自己做秀才时，一月仅得七夜整眠。左光斗对其厚爱有加，甚至将其接到家中居住，与家中子弟一同读书。左公闲余时，“悬榻以俟，相与抵掌时事，辨论古今”。左光斗是将史可法作为衣钵传人来培养的，“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与左光斗相处日久，史可法学业精进：天启七年（1627年），26岁，中举人；崇祯元年（1628年），27岁，登进士第。这一年，考中进士的共353人，史可法三甲第26名，赐同进士出身。

中进士后不久，史可法任西安府推官，从此走上仕途，直到弘光元年（1645年），他44岁以身殉国。其间，崇祯十二年（1639年）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因为父亲去世，他按照传统礼法的要求，回家丁忧守孝，“闭户读书，茹菽饮水”，“复理经史旧业”，可以想见其如饥似渴的读书模样。史可法家居期间，“碎金带自给”，因为家中人多花费大，史可法不得已将朝廷赐予的金腰带上的金片典当换钱。他虽然身居高位，但绝少应酬，难得长期在家，他的时间多用在读书上。

除了守孝的这几年，其余时间，正如其幕僚王之桢在《跋史师相乞闲咏叙》中说，“余从师相在维扬幕府，时军务旁午，绝不见师相理古人文字。”军政交错，事务繁杂，史可法实在无暇读书，这是他的无奈。不过，王之桢帮他打理行装，却发现他行囊中仍携带了一本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有书相伴，方能心安，这是书生本色。

二、爱读经史，醉心于宋代文豪欧阳修的文章

从上述“复理经史旧业”可知，史可法丁忧在家以及此前读书，均以经史为主。他撰写过一副对联：“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说得上是他对自己读书的自注。

参加科举考试，必须读经。明代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文章格式不能跳脱规定，即所谓代圣贤立言。如此易固步自封、思维僵化。四书五经，毕竟是圣贤智慧的结晶，若只为功利而来，自然收获颇浅，若为修齐治平而来，其中有浩大的境界。

史可法钻研经书的成就，犹未可知，不过从《史可法集》（清张纯修编辑，罗振常校补）中的两篇文章而言，史可法对“仁”的理解，能从自我出发，一语中的。一篇是对《论语·述而》中一段话的阐述，这段话是孔子与学生公西华的对话。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孔子不敢自居圣与仁，只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圣与仁的境界。史可法则由此提出，“天下事不自我操之，则四海无功；不自我深之，则百年无学。”另一篇诠释的是《孟子·滕文公上》的“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史可法认为“心乎天下者，已于畴咨之内，偕万灵之性命而嘘，则施济之奇，不动声色，混乎生机之浩荡而已矣。”由这些只言片语，我们能看到他一生蹈仁履义的坚定。

史可法读书，“所尤醉心者，《欧阳文忠公全集》也。”史可法爱读欧阳修，这固然因为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堪为师表。欧阳修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成就与其古文理论相得益彰，开创一代文风。

史可法醉心欧阳修，与其师左光斗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左光斗的文章奏议、诗词章句气势雄浑，针砭时弊，鼓舞人心，是桐城派的先导，而桐城古文运动，与唐宋古文运动一脉相承。桐城派中，方苞的“雅洁”与欧阳修的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实质是一个意思，刘大櫆的“因声求气”简直是欧阳修《秋声赋》的化用，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与欧阳修的明道、致用、事信、言文如出一辙，桐城派“道统自任”与欧阳修的“文道合一”“文以明道”大同小异。史可法的文章，“能以简古胜”，这与欧阳修、左光斗以至后来桐城派的风格是一个脉络。

戎马倥偬，史可法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带在身边，不是偶然的。五代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这与明末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何其相似。人的心境往往对选择读什么书有影响。《新五代史》充盈着一种浓厚的悲剧气氛和强烈的抒情性，它或许暗含着史可法对明朝命运回天无力的无奈。但前途虽然坎坷，史可法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知己知彼，力挽狂澜。这是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书生意气。

三、文章蕴家国之思，存浩然正气

史可法留下的作品并不多。他“从未尝以文字与章句之士争高下”，他写的多是实用性文章，少数的几首诗，也有感而发，从不无病呻吟；再者，扬州城破，“一切化为灰烬”，身已许国，遑论文章。

尽管如此，史可法撰文，却令人神往。据其幕僚王之桢亲眼所见，“幕中无一简点文字者，一切奏揭书启之类，日于漕政暇，应发数十通，口授数敏书吏，使书之。比脱稿，皆醇鬯淹雅，曲尽机宜。又走笔判押，运腕如飞，字字皆《十七帖》（王羲之一系列名帖的总称，因第一帖以十七开头故名）也。”史可法的文稿，坚持自己构思，不用幕僚代笔，文如泉涌，令人惊叹，这当然得益于他的苦读善读，“于古人书无不领其要旨”。

史可法的奏疏现存36篇，或向朝廷谢恩，或请辞朝廷赏赐，大多数都是就军政要务向朝廷建议。1644年农历八月，他接连向朝廷上疏两次，一是《论人才疏》，一是《请进取疏》。这一年，李自成兵破京城，崇祯自缢煤山；这一年，清军入关，铁骑横扫；这一年，福王即位，南明飘摇；这一年；战乱不已，民不聊生。史可法面对内忧外患，心急如焚。一方面，朝廷内讨巧的多，做实事的少，“此推彼卸，姑付庸人，倏用倏更，有同儿戏”，“举诸臣精神力量，尽用之做官，曾无为国家实实筹兵饷者”；另一方面，福王朱由崧即位后，苟且偷安，贪图安逸，史可法预见“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果然不出其所料，南明很快被灭。史可法的奏议，不仅观点鲜明、分析精准，且切中时弊、要言不烦，在文采上，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气势充沛，是以时人甚至将之与唐代政治家陆贽的政论文章相提并论。

史可法现存书牍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复摄政王》。当时清军兵强马壮，来势汹汹，南明势单力薄，人心丧失，史可法这封写给多尔衮的信，既针锋相对，又绵里藏针，既措辞委婉，又心念坚决，“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表明自己为国捐躯的决心。信中五次提及《春秋》，非但毫无啰嗦之感，反而觉得有理有利有节。这其实也是史可法读书的现实运用。《春秋》乃是一部申明大义的经典，古人在国家危难之时，每以《春秋》来辨明是非、鼓舞斗志。

史可法存世诗仅7首。其《燕子矶口占》云：“来家不面母，咫尺犹千里。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有家不能回，有母不能见，清泪原不轻，能沉入江底，叙事饱含抒情，那种对母亲的思念和歉疚之情，隐在其中，既未明说而又呼之欲出。仅凭此，史可法足可跻身明末一流诗人行列。

《燕子矶口占》应当写于1645年。这年农历四月，扬州城破，史可法被执至扬州城南门，面对投降的建议，他“大骂而死”，英勇就义。史可法的遗体不知下落，后人将其生前穿过的袍子、帽、靴和用过的笏板，遵其生前的意愿，埋葬在梅花岭上。

站在梅花岭上，遥想史可法的忠烈事迹，遥想史可法的读书撰述，我们看到的是对儒家修齐治平理想的勇毅笃行，是天地无私的浩然正气。（赵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