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虎铜案，出土于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24号墓，经鉴定为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时期的文物，因其独特的造型成为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1995年，牛虎铜案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组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镇馆之宝的寓意之谜

牛虎铜案高43厘米，长76厘米，最宽36厘米。此铜案由1虎2牛组成，整个案体为一头笔直站立的壮硕大牛，前后蹄间有横梁相连，牛背内凹呈椭圆形案面。大牛尾部铸有一只老虎，虎口紧咬牛尾，四只利爪牢牢抓住牛胯向后仰。在大牛腹下，一头小牛横置，立于大牛腿间的横梁上，与大牛形成十字交叉状，使铜案十分稳定。

云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丽明介绍，对于牛虎铜案的解释，曾有“母牛护犊”的说法，那是因为人们没有注意到，在大牛腹下的“小牛”与大牛的形体一样，是一只缩小版的“大牛”，倒是将牛虎铜案解释为“死亡与重生”、物理平衡、财富与权力的象征等还算有一定道理。

大牛腹下横置了一头小牛

在王丽明看来，虎噬牛是滇国青铜器中常见的题材，它既是现实世界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之间关系的真实反应，也包含了滇人对“死亡”这一生命终极命题的认识和理解，小牛从大牛腹下步出，代表着“新生”，死亡与新生在牛身上的体现，也反映了滇人对牛的情有独钟。

从构造和美学的角度来看，牛虎铜案造型为二牛一虎组合而成，但因为大牛颈肌健硕，一对巨角前伸，会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的感觉，而尾端老虎后仰则能使案身恢复一些平衡，但总体仍然会显得虎轻牛重，为此当时的工匠在大牛腹下横置了一头小牛，能增加案身的稳定感，保持了整个案的平衡与美观。

云南省博物馆（邹鹏 摄）

滇国青铜器中独特的存在

看到牛虎铜案，你会发现牛背上有类似驼峰的隆起，经过专家观察研究，这种牛被称为封牛，属于黄牛的一个品种。封牛的形象在滇国青铜器上经常出现，粗略统计达70余处之多，算是滇国青铜器中的一个独特存在。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寻觅到封牛的踪迹，但是研究显示封牛原产于印度，究竟如何会在滇国大量存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牛虎铜案在发掘时并不是一件完整的器物，当时铜案已分裂成了8块，共耗时2年时间才修复完成。”王丽明介绍，在修复完成之前，大家并不清楚此件大型青铜器该如何定名，但在修复完成后，整个器物呈案桌形态，尤其是大牛的背部平整呈盘状，被推断为祭祀牺牲品的案或俎，加上形态由两牛一虎组合而成，便将其命名为“牛虎铜案”。

平稳的牛虎铜案

“案在中原常见，但在滇国青铜器中目前只有这唯一一件，因为文物动静结合、平稳大气，在中国青铜器中，都是独特的存在。”王丽明说，滇国青铜文化种类丰富、铸造精美，民族风格鲜明，与中原的青铜文化相比有着独特的魅力。

在云南的青铜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中，牛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它是滇国先民祭祀活动中的高级“牺牲”，更是各民族节日庆典中的“吉祥物”，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在滇人心中，牛不单是一种动物或家畜，而是各族群众生活与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嵌入了社会文化，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符号。

滇国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已消失，但从今天佤族的水牛图腾，独龙族的剽牛祭天，布依族的牛王节，彝族、苗族和侗族的斗牛赛，彝族“老虎节”，“虎儿虎女”白族巴尼人等民族的风俗中，可以一窥牛、虎对滇人的特殊意义。

虎口紧咬牛尾

研究滇国文化的重要实物

出土牛虎铜案的李家山墓地位于江川县城（今江川区）北约16公里的早街村后山头上，西北距晋宁石寨山约40多公里，北距昆明市约80公里。

1972年，在对李家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中，共发掘墓葬27座，出土遗物1300余件，其中，出土“牛虎铜案”的24号墓与其他6个大型墓葬全部集中在山顶正中，主要随葬品为铜鼓、铜枕、铜贮贝器、铜伞、铜狼牙棒、铜纺织工具、铜扣饰等具有滇文化特点的青铜器。而24号墓出土的随葬器物达100多件，包括铜枕、装饰品、铜伞盖和一部分兵器，墓主身上还有一件用数以万计的玛瑙、软玉、绿松石连缀而成的长方形覆盖物“珠襦”。“李家山墓葬的形制、随葬品规格及数量均可媲美1956年发掘的晋宁石寨山滇王墓，从24号墓葬的规格和随葬品来看，推测该墓主可能是一位身份很高的贵族。”王丽明介绍。

远眺牛虎铜案发掘地江川李家山（资料图）

1972年、1992年，考古界对李家山古墓群进行了两次大型发掘，共计发掘墓葬87座，出土青铜器文物4000余件（套） ，被断定为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是滇国贵族墓葬的代表之一。其中，第二次发掘的大型墓葬多为西汉政权在云南设置郡县以后埋葬的，墓坑尺寸大小、随葬品丰富程度都超过了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同类型墓葬，表明设置郡县后，滇国的贵族依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王丽明介绍，在墓葬随葬品里，有中原传入的汉式器物或仿汉式器物，但随葬器物的主体还是滇人传统文化器物，这些发现对研究西汉时期汉王朝与滇国的关系、滇国和周边地区文化交流、滇国的范围、滇国的社会形态及变化和衰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方面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些发现一点点揭开了滇国的神秘面纱，为全面认识滇国的社会面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资料，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证明了滇中三湖区域是滇国的核心地区。”王丽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