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之说：“不论什么时候都要经得起党的考验，一旦受挫折便消沉、气馁，甚至怨天尤人，这是自己没有把自己与党的事业联系起来对待。在这种时刻更要自奋、自发、自强不息才是。要脚踏实地地干些实事，真正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如果这样，你就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有勇气、有意义、有生趣，生活是充实的。”

1983年，刘惠之回到易门县城关小学看望师生。（杞云峰供图）

在易门近现代历史上，出现了一对携手追求光明、坚持真理、忠贞不渝，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亲兄弟：哥哥刘惠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弟弟刘志汉曾被毛泽东同志称赞“是个英雄”。

刘惠之早年怀着追求知识、追求光明，怀着为国家、为民族抗争的初心，从祖先世居的莽莽大山深处一步一个脚印执着地走了出去。在中国风起云涌变革的大时代，他义无反顾地选择并投身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之中，逐渐成为坚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革命奋斗的艰苦卓绝，甚至暴风骤雨都不曾动摇过他的理想、理念和信仰，也从未停下过奋斗不息的脚步。他始终两袖清风、高风亮节，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丰碑！

追求自由民主 勇斗贪腐恶行

刘惠之，原名刘之汇。1907年出生于易门县十街乡朝阳村。童年在本村就读私塾，1920年考入昆明联合中学，1924年从昆明联合中学毕业，考入云南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在昆明读书期间，刘惠之先后加入青年学生进步组织“读书会”“云南青年努力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担任易门旅省学生会主席。

1926年冬，刘惠之邀约王旦东、黄洛峰、艾芜等二三十名进步青年回乡创办易门寒假义务学校，并担任总校校长，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积极开展一系列反帝反封建宣传，组织和领导了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提倡爱国、民主、自由、科学。他们组织教师到农村宣传演讲，破除封建迷信，发动群众和学生把寺庙辟为教室，在群众中开展“提高女权”、提倡“男女平等”以及“天足运动”等活动，反对包办婚姻、妇女裹足、生病不求医吃药而相信迷信活动等旧风俗。鼓励妇女学习文化，自强不息，将长辫、发髻改为留短发，做自食其力的新妇女等。此外，教学生唱进步歌曲和戏曲，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用募捐得来的钱，购买教具，免费吸收儿童、贫苦农民和妇女入校，并发给学习用品。此事在易门引起了很大反响，孩子入学非常踊跃，许多从来上不起学的儿童也入了校，城乡共计入校学生超过千人。

1927年春节前夕，在由刘惠之、吴稻民、黄洛峰等人领导和组织发起的“倒文”运动中，刘惠之与其他旅省学生一道走村串户调查核实并揭露易门劝学所所长文暄贪污教育经费、徇私舞弊、主持教育行政腐败无能等罪行。他们组织学生上街演讲，揭露文暄罪行，开展游行示威，到县政府请愿等活动。经过反复、曲折而又艰苦的斗争，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县政府终于查处了文暄的罪行，罢免了文暄劝学所所长的职务并责令其退赔部分赃款。由此，这场易门人民反对教育封建恶势力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刘惠之、王旦东、黄洛峰等人举办的易门寒假义务学校和“倒文”运动，为滇中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易门县党支部的成立提供了文化土壤、思想动员和组织基础，推进了易门乃至滇中地区的民主革命运动。

信念坚定 矢志不渝

1927年5 月，刘惠之东渡日本留学，参加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后随同共产党组织的“留日各界反日大同盟”归国分团（包括黄鼎臣、廖承志、吴和生、艾思奇、郑易里等人）回到上海。他负责宣传工作，主编会刊《反日同盟》，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大声呐喊，唤起民众奋起抗日救国。刘惠之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于1928年6月在上海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作为江苏省委特派员到启东、南通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5月重返日本，担任中共东京特支联合支部组长，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被日本当局逮捕，在狱中信念坚定，参加了监狱地下党支部，进行艰苦的狱中斗争，直到1931年春，获假释秘密返回祖国。1932年冬，刘惠之参加了总部设在上海，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刘惠之在北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恢复组织生活后，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参加“教联”“社联”活动，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云南大学等处任讲师、教授，负责北平“世界语联”工作。在此期间，他撰写了许多文章，翻译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程》《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经济会议》等进步书籍，为传播革命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占领文化阵地做了许多有益工作。1933年，刘惠之为营救战友离开北平回到上海，仅靠写稿、翻译文章的微薄收入生活，因一时拿不到稿费，经常饿着肚子工作，但他仍以饱满的热情投入革命事业中去。

刘惠之秘密回到国内时，住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范文澜（我国著名的马列主义史学家）家中。范老在主持学院工作期间，总是设法引进中共党员和进步教师进入学院，不断用新思想来引导和武装学生的头脑，刘惠之就是由他决定聘为学院讲师的。当时刘惠之担心地表示：“我是吃政治饭的，被迫回归祖国。”范文澜态度恳挚地说：“那里是日本，这里是北平，改个名字谁还认得出是你。”于是他便将聘书上“刘之汇”改为“刘之惠”。后来，在刘惠之出版他的第一本书时，出版社把“刘之惠”颠倒错排成“刘惠之”，这个名字他就一直沿用下来。在寄居范文澜家中时，刘惠之认识了鲁迅先生，并积极参与组织鲁迅先生在北平的五次演讲活动。其间刘惠之特地安排同事金湛然为鲁迅先生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地的讲演现场拍摄了珍贵的照片资料，并亲自寄给了鲁迅先生。在《鲁迅日记》中鲁迅先生留下了“1933年4月7日，午后……得刘之惠信，即复”的记录。据黄洛峰回忆，在上海期间，刘惠之也是内山书店的常客，经常和鲁迅先生在那里见面。

坚持团结进步 积极开展统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化艺术界发起建立了抗敌组织，刘惠之加入这一组织并投入救亡运动。淞沪战幕揭开后，刘惠之撤离上海被派往昆明。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南方局和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朱德总司令及廖承志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军、政、文化、教育、新闻界的上层中开展统战工作，并打入了西南运输处开展地下工作。

刘惠之回到昆明后，便以合法身份为掩护打入《云南日报》内部担任编辑，后来主编该报刊物《新动向》，积极参与地下党占领新闻舆论阵地的斗争。云南文山籍著名进步学者楚图南邀请他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的工作，他被选为常委，后来担任了“国际新闻社”云南机构的负责人，同时兼任“全国青年记者学会”云南分会的负责人，团结了一批青年记者、编辑在党的周围。

在党的领导下，刘惠之先后在对龙云、刘震寰、张冲、李根源、陈复光、郑一斋、苏莘农、艾志诚、汪耀三等人的统战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刘惠之对这些人士，采取了常拜访，交朋友，多谈心，利用各种机会、多种方式加深友谊的办法，和他们密切联系，达到统战的目的。他为人诚恳，对人热忱，与之交往的人往往感到诚挚可靠，他联系的对象，常常对他留有良好的印象和影响。在昆明工作的4年间，党组织对刘惠之十分信任，放手让他工作，给予很重的任务。那时，刘惠之身强力壮，工作特别有干劲，充满了生命力。有一段时间，刘惠之夜间在《云南日报》做编辑工作，只能睡很少的觉，白天又要到西南运输处上白班，还要撰写文稿，后因劳累所致，有一天竟昏倒在地上，但他康复后仍然坚持工作。此后，党组织为了关怀照顾他，为他减去了编报的兼职工作，直到离开昆明。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指使各省大肆搜捕革命志士。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昆明的大批党员干部被疏散到各地，刘惠之奉命前往缅甸创办《侨商报》并任社长。初到缅甸首都仰光，刘惠之和同志们两手空空，房无一间、纸无一张、钱无分文。他利用结识缅甸云南籍商人中有势力和影响人物的机会，招募股金，先后买来收音机接收新闻稿，又买来纸张，最后有了自己的印刷厂，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报纸便与读者见了面。由于《侨商报》内容充实，有时也把社评、短评翻译成缅文刊出，该报影响力不断扩大。日军占领仰光后，整个缅甸只剩下《侨商报》唯一一份中文报纸了。

1942年，刘惠之奉命回国，在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1944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党派组组长、支部书记。为宣传中共抗日方针、政策，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1947年，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安排下，刘惠之受命来到东北，投笔从戎，加入由滇军184师海城起义部队组建的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一军任秘书长兼三支队政委，投身解放战争。1948年，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起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后，刘惠之又被派任该军秘书长兼政治部宣传部长，随后参加了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的战斗。这个时期，他为团结高级知识分子、改造旧军队、建立人民革命武装、解放大西南作出了可贵贡献。

坚持真理 忠贞不屈

1950年8月，刘惠之被调回北京工作，从此脱下军装，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后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审判监督厅厅长，后又任全国交通运输专门检察院副检察长。建国初期，人民检察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毫无工作基础和经验，刘惠之一入职，便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工作，埋头钻研，不断摸索前进。他总是分秒必争，有时一工作起来就是十几个小时，甚至为一个案件彻夜难眠。每当家人催他说“明天再干，不能天天加班加点”时，刘惠之总是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少睡些不妨事，我们好不容易盼到了建国，为国家繁荣、富强，得分秒必争。”尽管这样，他仍然觉得自己做得太少太少。在检察院工作期间，刘惠之刻苦学习，实事求是，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和检察工作的基础理论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1957年，“反右”运动后期，在清理检察业务的时候，由于刘惠之主张要把检察机关办成党的“法律监督机关”，他被当作“依法抗党”的典型，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刘惠之经过对他的几番批斗，反而对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了。他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根据《检查工作组织法》提出的，而该法是国家公布的，他坚信自己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相信党！相信我！党没有错！我也没有错，为党、为社会主义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1958年，刘惠之被错划为右派，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工作，但他丝毫没有失去对党的信任、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临行前，他对妻子说：“要教育子女，永远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前途最终是光明的。”

在刘惠之蒙受不白之冤的20多年间，他始终把自己的坐标定在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准星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对党的赤胆忠心。他曾说：“不论什么时候都要经得起党的考验，一旦受挫折便消沉、气馁，甚至怨天尤人，这是自己没有把自己与党的事业联系起来对待。在这种时刻更要自奋、自发、自强不息才是。要脚踏实地地干些实事，真正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如果这样，你就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有勇气、有意义、有生趣，生活是充实的。”在任黑龙江省图书馆副馆长的20年间，他兢兢业业，埋头工作，受到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刘惠之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和摧残，身陷囹圄，但他仍然坚持原则，不屈不挠，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意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明文规定了“检察机关是党的法律监督机关”，党为刘惠之平了反，恢复了名誉、政治待遇和组织生活。由于积劳成疾，1982年4月，刘惠之主动申请离休。他在病中仍坚持刻苦学习，并撰写了十几万字的革命回忆文章，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史料。1986年1月4日，刘惠之因患肝癌在哈尔滨逝世，终年79岁。

党和人民把最高的荣誉给了刘惠之，称他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共产主义忠诚的战士”。《黑龙江日报》1986年1月14日头版发布的讣告中载：“刘惠之同志入党五十八年来，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对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人正直，作风朴实，克己奉公……”

（中共易门县委党史研究室  王艳红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