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1881年），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了时任陕西省三原县知县焦云龙勤政爱民的感人事迹，称赞他“公在池阳，视民如伤，五日在城，五日在乡”。远在陕西的一名知县能被《申报》所关注，这在民智初启的年代是极为罕见的。据杨虎城主持修撰的《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焦云龙1840年出生于山东淄博，1874年中进士。后任陕西省米脂、三原、富平、长安、咸宁等地知县，绥德、商州知州，潼关厅抚民同知。焦云龙在陕西为官27年，所任之处皆留下极佳的口碑。

“居官切莫饮贪泉”

“立志由来不爱钱，居官切莫饮贪泉。”焦云龙常以诗言志，以志砺行。自1875年赴陕西任职以来，焦云龙确实做到了衙清如水、清风两袖。焦云龙在汉中负责茶税工作时，没有中饱私囊而是还利于民。原本税务部门在征收茶税、布税等正税之外，还要征收各种杂费，以做部门私利。焦云龙力排众议，革除陋规还利于商贩。每月还会从俸禄中拿出一些钱救济贫寒山民。

爱民是为官之本。焦云龙认为，“自天子至于守令，皆当以爱民为第一要义”。1878年，焦云龙出任三原县知县。据《三原县志》记载，焦云龙经常匹马单车周历乡村，访贫问苦。他每次出行都会随身携带糖果和饼子，遇到小孩就分赠一些，遇到老人则围坐在一起话家常。焦云龙在三原县任职4年多，物阜民丰，社会安定祥和，当地监狱里没有关押过一个罪犯，留下了“年丰官舍闲，囹圄生芳草”的历史佳话。

焦云龙曾主持过两次赈灾，救助灾民无数，赈灾成绩卓著。光绪三年（1877年），陕西、山西等地遭遇极端旱灾，陕晋两地“赤地千里，人相食，道禁相望，抛女弃男，指不胜屈，为百余年来未有之奇”。焦云龙初到米脂任上，面对灾情忧心如焚。焦云龙积极向朝廷申请救助，朝廷只下拨了一万两赈灾银。用这点钱应付天灾，简直是杯水车薪。他只好带领8万灾民开展自救，积极发动乡绅捐粮捐款。同时开设育婴局，喂养和收留孤儿。焦云龙在米脂的赈务被评为全陕西第一。

1900年，陕西潼关一带亦遭遇旱灾。焦云龙被任命为潼关厅抚民同知赴潼关赈灾。焦云龙到任后就迅速赶往省城，请求上级援助赈灾。在得到上级允准后，飞速赶回潼关打算开仓赈灾。管理粮仓的官员因还没接到上级命令，拒绝开仓。焦云龙当即表态，“罢官抄家所不恤矣，但求民得活耳”。在焦云龙的极力争取下，官仓得以尽快放粮，救活灾民无数。

“洁己爱民，近世罕见”

焦云龙以名进士宦秦，历任七县、三州，均以崇文重教为第一要务。他在陕西27年，兴建了十几座书院和上百所义学，对当地文教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据1907年刊印的《米脂县志》记载，焦云龙任米脂县知县时，看到建于乾隆年间的圁川书院墙倒屋塌，亟待重修。他率先捐出养廉银600两，为书院盖讲堂5间、过厅5间、前后厢房4间，将县试考院设置于此。此外，还筹集了数万两银子作为教育基金。这笔基金除了用于支持书院发展外，还用于学子参加乡试、会试的补助。参加乡试者每人奖励7两银子，参加会试者每人奖励50两银子。

焦云龙任三原知县期间，与名儒贺瑞麟的交往堪称佳话。三原学者贺瑞麟是名震西北的理学家和教育家，焦云龙对贺瑞麟非常仰慕。在政务之余，他经常造访清麓精舍，向贺瑞麟请教为学为官之道。贺瑞麟称赞焦云龙“洁己爱民，近世罕见”。

据光绪版《三原县新志》记载，焦云龙捐银千两，支持贺瑞麟将清麓精舍扩建为正谊书院，增加了5间讲堂、10间宿舍和3孔藏书洞。此外还拨水田、果林若干亩，作为正谊书院日常经费来源。焦云龙还支持贺瑞麟整理刊刻了《三原县新志》等上百种书籍。正谊书院也在贺瑞麟的主持下英才荟萃，声誉日隆，后发展成为陕西著名书院。

焦云龙在长安知县任上，捐廉备奖支持关中书院，倡建冯少墟书院，修建鲁斋书院和崇化书院，整修汉儒董仲舒祠，支持刊印《春秋繁露》等。在富平知县任上，整修明朝忠臣杨爵祠堂，整理刊印了杨爵的《斛山文集》。

“处为真儒，出为名宦”

焦云龙居官多年，克己奉公，清白遗家。焦云龙鼓励子女要以成为真儒、名宦为志向。他在家书中写道，“尔祖父未给我留下多少家业，却以清白传我。你们要继续坚守清白传家的祖训，要以‘处为真儒，出为名宦’为己志”。焦云龙长子焦振沧成就斐然，先后担任陕西省紫阳、武功、旬邑、神木等县知县，皆能勤政为民。

1901年6月15日，焦云龙积劳成疾，病逝在潼关任上。焦云龙去世后，来潼关署中吊唁者十几日不绝，有些人甚至从河南、山西远道而来。关中大儒牛兆濂赞写道，“爱民如子，利民心长，公殁民号，万家如霜”。据《潼关县志》记载，焦云龙家中素无余积，去世后家人无力安葬。在潼关道台谭启瑞的资助下，才得以安葬在潼关东山。潼关百姓还自发修建了焦公祠。

时至今日，陕西潼关、阎良等地的百姓每年还会组织各种纪念活动，感念和缅怀焦云龙。（郝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