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翰的人生经历与诗歌艺术的结合，造就了他诗篇的生命力。从内容上看，王元翰是写昆明西山太华寺的美景，实际上是抒发作者遭受官场凌辱后的从容心态：得失不悲，名利皆空！此诗是王元翰生命历程的再现，是一位清官的自白，可以与历代圣贤的作品一同千古流传。

在诗词的世界里，凡是杰出的诗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书写诗词，用行动见证自己的诗词理想。屈原、陶渊明、杜甫、辛弃疾皆如此。明朝有一位云南籍的谏官王元翰，曾经用诗词表现自己内心的操守意志、理想信念，他的事迹曾经被收入《明史》，部分作品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与其相关的传记、史料、笔记散存于地方史志。他曾经以“直肠傲骨谏臣”声震天下，他的诗也如同他的品格流传青史。

《王谏议全集》收录了七律《太华寺》。 （资料图）

《王元翰诗集》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的讲话中引用了王元翰的诗句“渔灯初照四三点，春色高凭十万家”，我发现后顿时兴奋不已，呼吁收集、整理、注释、出版一部全面、准确、便于阅读的《王元翰诗集》，让更多的诗词爱好者了解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清官、忠臣和大诗人，并期盼能够产生一点教化作用。呼吁很快得到了华宁县领导和诗词界人士的赞同和支持，工作组所编辑的《王元翰诗集》共收录352首诗词，由中国书法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七律《太华寺》：

孤峰倒影夕阳斜，摇落珠林翠欲遮。

昆海回澜吞日月，空王古殿锁烟霞。

渔灯初照四三点，春色高凭十万家。

起灭不须悲世界，劫灰今已被桑麻。

诗言志。王元翰的这首诗及其诗集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感情、人格、学识和修养。无论是西方的文学理论，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都一致认为，诗人的作品里都是自己经历、生活的影子。任何作家无法超越自己的家庭教育，无法超越自己的亲身经历，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诗人的作品永远是在反映自己的经历。

王元翰所处的时代

为了更好地阅读《王元翰诗集》，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他的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

王元翰于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36岁时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庶吉士，也称之为庶常，是明清两代翰林院的短期职位，相当于今天的优秀后备干部，负责为皇帝讲解经书典籍、起草诏书。这个重要岗位成为王元翰全面、准确地了解国情、民情的极好平台。他很快得到重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被任命为给事中，后来分别担任过吏科、工科给事中。明朝对应六部设置六科给事中，为八品或九品，建文帝时提升为七品。给事中这个职务虽然级别不高，但是权力很大，上隶属于天子，下联系着各地各部门，还可以直接参政议政。

但是，当时政治黑暗，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具有民主倾向的东林党已经与朝廷开展了五十多年的斗争，各地反矿税斗争如火如荼。云南尤为激烈，因为云南是世界著名的有色金属王国，有铜矿、银矿、金矿、锡矿、盐矿，是明清两朝的纳税大省，也是朝廷派太监管理矿税的重点地区之一，苛捐杂税搜刮得老百姓苦不堪言，于是爆发了反抗矿税为主的起义，矿工和昆明市民火烧税监杨荣府邸。这些情况，作为云南人的王元翰了如指掌。

1607年前后，朝廷的官僚、地主、工商业利润资本所有者已经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有齐党、楚党、浙党等山头宗派，表面上互相攻击，实质上是在争夺三大权利：争储位，争廷推，争矿税，成为当时官场中最大的腐败。王元翰历历在目，事事痛心，在如此政局混乱、国势垂危的形势下，他向万历皇帝朱翊钧呈上《八可痛苦》奏章，从政治、经济、军事、国防、民生、民心等八个方面直指关乎江山社稷存亡的弊端，没有一句奉承话，刚直不阿，像尖刀利剑直逼大明皇帝的心脏，比海瑞骂官还尖锐，结果怎么样？“帝皆不省”——大明皇帝不闻不问，置之不理。

第二年云南武定土司凤朝文、寻甸土司安铨率领两万多人起义，而后被镇压，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王元翰又两次上疏，皇帝仍然置之不理。

王元翰在4年之中，多次上疏，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黑暗恐怖的明朝政治，在这种奇怪的“风平浪静”中，酝酿出了两个关于王元翰的悲惨痛苦、荒唐离奇的故事。

一个故事是“门徒举报案”。王元翰屡屡上奏，早已得罪了太多的贪官污吏。一个名叫陈治则的吏科给事中，秘密收买了王元翰的门人郑继芳，由后者实名举报（诬告）王元翰：“盗金库，勀商人赀，奸赃数十万。”此时，万历皇帝仍然一概不理。

第二个故事是“城门外晒家底”。墙倒众人推，满朝文武官员都传言“王元翰奸赃数十万”。王元翰说什么都无人相信，在无奈之下他把全部家当抬到城门口，任人参观，让士兵检查。他嘴里不停地喊着：“我就这么一点破家当，根本没有奸赃分文！”此时，不是越洗越白，而是越洗越冤。他最终还是被迫走上了历代士大夫的没落之路。

什么是士大夫的没落道路呢？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里，忠臣义士面对的是众多的奸臣小人、无数的贪官污吏，真是“老鼠比猫多”，敌众我寡。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有正义感的文人若不奋起斗争就会变成奴隶，若斗争最终只有陷入悲剧。而且奸臣贪官往往形成利益集团，官官相护；好人好官又不知道联合，不知道依靠发动群众，只会以个人的品格、意志而单枪匹马地与不合理的社会较量，或上奏，或写文章咒骂，或以身殉国，或隐居山野做渔翁、樵夫等等。王元翰并没有突破这个怪圈，最后只有痛哭辞官回乡。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48岁的王元翰回归抚仙湖畔的世家村，与其弟王元鼎居住于水明楼、烟湖草阁，并创作了大量诗篇。

我曾经寻访过王元翰故居，位于抚仙湖东岸的世家村68号，坐东朝西。这里原来隶属于华宁县青龙镇管辖，现在划归澄江市托管。老宅为三间六耳庭院，外院宽敞，占地大约三百平方米，桂树郁郁葱葱，兰花争奇斗艳。我站在楼厅里能望到碧波荡漾的抚仙湖，听到优美的涛声。那天，正好遇到王元翰的18代孙王汝林、19代孙王平伟、21代孙王志标。他们告诉我：“王元翰晚年在此居住过十多年，经常有远方朋友来访，坐在宅院后面的烟湖草阁里谈诗论词。”

抚仙湖边一座亭子的柱子上悬挂着王元翰所作的一副对联。 （资料图）

一位清官的自白与写照

王元翰的曲折经历催生了一系列著名的诗篇。《太华寺》出自他弃官回家后。据考证此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大约在王元翰隐居抚仙湖畔期间。

《凝翠集·文集·祭包少宰文》记载，当时的临安卫（建水）有一位名叫包见捷的人，比王元翰早12年中进士，任户科给事中，官至吏部右侍郎（正三品）。王元翰56岁那年，包见捷回建水时，前来抚仙湖与王元翰吟诗吃酒，“每晤必至晡，每晡必达曙，歌呜膝促，其中若有不释然者”。包见捷返回京城时，两人依依不舍，王元翰一直送到滇池边。《太华寺》一诗，也许就是此时产生的佳作。

先看首句“孤峰倒影夕阳斜”，如果我们在滇池上看，太华寺并不是在孤峰之上，而是在群山之中。如果在太华寺看滇池的倒影，也不是孤峰，而群峰倒影。王元翰不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偏要说是“孤峰”？因为，他曾经孤独地站立在朝堂之上，向大明皇帝建言，与朝廷之中众多的贪官污吏斗争。那时，王元翰的确是“孤峰”一样的英雄。因此，他看滇池里的倒影总是孤立的，孤立于群山，孤立于大海，孤立于天地之间。如果不知道王元翰遭受政治迫害，读者是无法联系到这位被“弟子”诬陷为“大贪官”的孤苦，就像大海里的“孤峰”一样，任凭风浪蹂躏，但是他挂念着国家，不能任由它像夕阳一样落下。此诗首句特别重要，以“孤峰”起句，开门见山，就是书写他“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志向，就是发泄敌众我寡而遭受失败之后的郁闷。在清澈的滇池里，作者是要表明自己宁肯孤独、寂寞、寒冷，也不肯立在那些污秽、鄙俗、没有品格的地方。这里与李白“布衣直入卿相”的美梦落空之后，被“赐金”赶出朝廷之后的感觉多么相似，与那种“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孤独多么一致。开篇就表明他王元翰是清白的，像故乡的滇池一样清澈。这比把全部家当拿到城门外喊冤还要痛快。写诗，有时就是一种发泄，就是吐出心中的块垒，就是一种自我完善，就是对自己的认知。也许诗稿一写成，王元翰就像大病痊愈一样轻松了！诗就是心灵的自我满足，心灵需求的自我安慰。伟大的诗人追求的不仅仅是自我心灵的满足与安慰，而是追求“大我”心灵的满足与安慰。“夕阳”就是即将落山的太阳，王元翰不愿意看到大明王朝像“夕阳”一样落山，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陷入灾难。这是一种忠君报国的伟大情怀。

第二句“摇落珠林翠欲遮”，这里的“珠”“翠”都是玉石的制成品。君子如玉。《诗经》里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琼瑶也是玉石的制成品，是美好而高尚的象征。诗词里常常用玉来代表高尚品德与美好事物。“摇落”出自屈原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由此可知，王元翰自比为被遮掩的美玉，像屈原一样的忠臣，诗句里透露了“众芳污秽，美人迟暮”之感。大明王朝的那些官员都沾满了污秽，怎么挽救皇帝的江山社稷？这就是王元翰的本意。诗词的联想来源于语言的材质，就像盖房子一样取决于建筑材料。如果这里没有“珠”“翠”“摇落”作为语言符号，读者就不可能联想到《诗经》、屈原以及美玉般的高尚品格。王元翰运用这些优美语言自比美玉，自比是被摇落的明珠，暗示我王元翰总有一天会闪闪发光的。

三四句“昆海回澜吞日月，空王古殿锁烟霞”，这是写景寄情。“吞日月”在古诗里出处很多，此处可能是受王安石《落星寺》“坐看山川吞日月”之句的影响。王安石第一次变法失败被贬，第二次变法受阻辞职。可以说二王“同病相怜矣”。“空王”是佛祖的别称。“锁烟霞”出自李商隐《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意思是指责隋炀帝肆无忌惮，滥杀忠谏之士，埋下杀身之祸。王元翰的“锁烟霞”里隐藏着对大明皇帝黑白颠倒、是非不明的指责。“吞日月”“锁烟霞”对仗工整，寓意非常深刻，具有极其非凡的艺术手法。真正伟大的诗人抒写的都是关系国家和人民安危的情怀。所以，他不仅仅是在写滇池美景，而是在写对美好江山的忧虑。

五六两句“渔灯初照四三点，春色高凭十万家”，这既是滇池美景，也是王元翰家乡抚仙湖的美景。他在自我陶醉：你看我王元翰不与那些龌龊小人同流合污，不与那些贪官污吏来往，我自己在“渔灯初照”下“吟赋”，在“春色高凭”中“穷经”，多自在啊！诗人虽然受尽凌辱、冤屈，但是能够在美好的大自然中解脱。这与李白被“赐金辞官”之后写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一样，能够从大自然的美景中解脱出来，甚至不沉默、不后退，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王元翰的情怀，这就是伟大诗人的诗篇。

最后两句“起灭不须悲世界，劫灰今已被桑麻”，这是点题，也是全诗的总结。“起灭”就是事物的生起与灭亡。“劫灰”本意为劫火的余灰，后为战乱或大火毁坏后的残迹或灰烬。“被”，被覆、覆盖。意思是人生啊，无论成败都不要悲观！你看世界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那些战火纷飞的沙场，如今无不是长满森林或庄稼。王元翰预料随着时间的沉淀，自己的冤假错案一定会得到澄清的！

王元翰的人生经历与诗歌艺术的结合，造就了他诗篇的生命力。从内容上看，王元翰是写昆明西山太华寺的美景，实际上是抒发作者遭受官场凌辱后的从容心态：得失不悲，名利皆空！

从文学艺术方面来看，诗句的语汇、语码、语轴都有深刻的含义，那些传统的语言文字符号，使人能够联想到许多仁人志士。这些语言文字的材质，决定了此诗的质量。所以，此诗是王元翰生命历程的再现，是一位清官的自白，可以与历代圣贤的作品一同千古流传。（原载于《中华辞赋》2023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