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是一种思维定式，常常让我们陷入想象的困境。比如说到“丝绸之路”就以为这是古代一条长年贩运丝绸的线路；说到“茶马古道”就以为这只是一条利用马匹驮运茶叶的山间小路。就南方丝绸之路而言，“丝绸”只是它的得名之始，这条古道在古代最突出的属性，除了商道外，还是兵道、驿道、官道、通京大道、国际大通道。而当代学者用“茶道”来概括南丝路在云南境内的主线与支线，借以炒作茶叶、茶山，同时掩盖其多种属性，不过是“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经不起过多推敲。

马可·波罗的环线之旅

在元代，马可·波罗环游云南的经历恰恰说明，南丝路中线是当时官方首选的连接中南半岛的国际通道，是由政府设置“站赤”的官道。

马可·波罗在元代历史上的知名度非常高，但其游历云南的历史，探究的人却不多。

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西南之行，从元朝大都出发，经太原、关中、成都，然后跨越川西的罗罗斯宣慰司辖地（今西昌、凉山），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的押赤。押赤即今天的昆明，是中庆路的路治所在地，同时也是云南行省的“省会”。马可·波罗大约在元代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来到云南，然后从今昆明出发，经楚雄走向滇西的大理、保山、腾冲，进入缅甸后，沿伊洛瓦底江南下，经江头城、马来城、蒲甘城，到达缅甸南部的班加剌——云南方志称为“白古”。白古即今天的缅甸的勃固地区，在古代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至此，马可·波罗走过的这一段古道大致就是明代所称的“贡象上路”。

马可·波罗从白古出发往北返程，走的是“贡象下路”，途经今景洪、景东、元江、通海、华宁，然后转向滇东，经曲靖、昭通，渡过金沙江后，经宜宾返回成都，历经一年多时间，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环线之旅。他的这次西南之行，显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身负元世祖忽必烈交办的使命——随军出征，平定缅甸境内的叛乱。

马可·波罗返程时，经过了玉溪的元江、通海，在他的游记中却只记录了一个“阿木州”。阿木州，在《元史》中又称“阿伯国”，当代学者认为就是“阿僰”的同音异名，因而“阿木州”相当于元代的“阿僰万户府”，其府治就在今通海县。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中回忆通海：

这里出产大批的牛马，卖给商人，贩运到印度。境内的草原宽广丰美，所以这里的水牛和黄牛一样，数量很多。

当时通海辖区内的牛群给这位大旅行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通海产牛并非他一人记载过。上溯四百年，在唐代末期，樊绰在《蛮书》第七卷中就指出“通海已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为群”。这大批的牛群在当时很有可能是通海先民放养在山野草地上的。两位古人的记载显然不是一个巧合。

诗人和旅行家

在明代，有两位重量级的学者在云南大地上漫游过：一位是明代正德年间状元、三大才子之一的四川新都人杨慎，以博极幽眇的学识著称，以号“升庵”名世；另一位是著有《徐霞客游记》的江苏江阴人徐弘祖，以调查祖国山川地理著称，以号“霞客”名世。

明代崇祯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徐霞客开启了由黔入滇的行程。在他第一次来到省城昆明后不久即南行，经晋宁到达玉溪的江川、通海，接着在建水、石屏、开远、弥勒、泸西进行地理考察，八月后再经曲靖第二次来到省城昆明。《徐霞客游记》中涉及滇中、滇南的日记大多没能传世，不过，我们还是能从书中留下的只言片语看出这位旅行家的一些行踪：在通海登秀山看到了玉皇阁的山茶花；在建水城外考察过颜洞；沿泸江考察，得知江水出自石屏异龙湖……因此可以说，徐霞客此次行程已经包括了南丝路中线的“黄金通道”。

与徐霞客这样的匆匆旅人不同的是杨升庵，他是明代南丝路中线“黄金通道”上的常客。

明代嘉靖年间，状元杨升庵因参与“议大礼”事件，得罪嘉靖皇帝，两次遭受廷杖，大难不死，被贬谪到云南，以罪卒的身份戍守永昌卫。由于山高皇帝远，杨升庵在云南30余年间，得到大批官员、乡绅的庇佑和照拂，得以在昆明高峣碧鸡山下住进友人毛玉之子安排的别墅“碧峣精舍”，在建水开馆讲学，教授生徒，纳妾安家。由于长期往来于昆明与建水之间，杨升庵常常在南丝路中线“黄金通道”上的澄江、通海漫游、访友。

在滇中古道上，杨升庵一路走一路作诗，留下了很多名篇佳作。从晋宁到江川，在关索岭上，他写下了七律《关索庙》；在星云湖畔小憩，他写下了五律《江川海子岸次同萧于东籍草作》；到了通海游秀山，写下了五律《通海涌金寺》《六月廿五日星回节涌金寺观火炬》等诗作。当然，杨升庵在玉溪留下的最有名的作品还是组诗《自江川之澄江赠王钝庵廷表并柬董西泉云汉三首》，咏抚仙湖的名句“只少楼台相掩映，天然图画胜西湖”就出自这组诗中。这组诗写于从通海到澄江的路途中，此行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走了“黄金通道”的水路支线，诗中说“通海江川湖水清，与君连日镜中行”，这显然就是唐代樊绰的《蛮书》上所说的“渡海河、利水至绛县”，只是杨升庵到了江川海门之后，继续沿隔河乘船北行，在看到抚仙湖孤山时，咏出了著名的七绝《海门桥望孤山》，后收入《升庵遗集》。

在滇中“黄金通道”的水路支线上，杨升庵乘船咏诗漫游显然不止一次。在《升庵遗集》中还有一首七言古诗，是写给通海好友缪宗周的弟弟缪宗尧的，题作《三湖行送缪惟钦北上礼部》，诗中有“三湖流水清且湾”，可证这是杨升庵又一次舟行畅游玉溪“三湖”。

在清代乾隆年间，还有一位诗人值得一提，就是临安府知府王文治，他是清代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有着“淡墨探花”“风雅太守”的美称。他在出任临安府知府期间，曾经从建水来到通海视察地震灾情，留下诗作《过通海赠朱令桐野，桐野曾入翰林，改官于此》。在路过宁州时，也曾与宁州州官商议如何减轻百姓的负担，留下诗作《赠宁州牧张亮采》。乾隆三十年年末，缅甸侵扰滇西南边境，云贵总督派兵征讨，连年失利。到了第三年，王文治奉命押解粮草到边境前线。这位诗人带病沿着唐代的“安南通天竺道”，从建水一路走到了永昌府（今保山市），一路走来，在古道上的许多站点，如甸苴关、海门桥都留下了诗篇，一直流传至今。因此，他也算清代南丝路上的重要见证者。

德拉波特的木刻版面

到了清代，跋涉在南丝路中线上的人物，以诗人、学子、官宦居多，很多都被记载在了地方史志上。到了晚清时期，有一位特殊的人物近些年来开始被云南研究茶马古道的学者关注，他就是路易·德拉波特。

雪后的星云湖，路易·德拉波特绘。（资料图）

1866年6月，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组建了一支湄公河探险队，队长杜达尔·拉格雷，副队长弗朗西斯·加尼埃，两人都是法国海军军官，成员包括外交家、海军军医、植物学家、地质学家。路易·德拉波特是探险队的重要成员之一，除了海军军官的身份外，他还是一位以精确、生动、高效著称的画家。探险队从当时的交趾支那首府西贡出发，沿湄公河上溯，表面上是考察这条大河的流域与源头情况，其实是想打通殖民掠夺我国西南的水上通道。探险队途经柬埔寨、泰国、老挝，于第二年的10月进入云南，之后由滇入川，考察长江流域，1968年6月由上海乘船返回西贡。

路易·德拉波特全程参与了这次探险之旅，他随队在今景洪一带上岸进入云南，踏上了南丝路中线古道，一路为晚清的普洱府城、元江直隶州城、石屏县城、通海县城、昆明省城等古城作画，同时古道沿线的地形地貌、河道湖泊、地图线路、民风民情等都被他绘入图画中带走。

晚清时期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路易·德拉波特绘。（资料图）

1867年12月14日，路易·德拉波特随队来到通海，他们穿过了一片墓碑高耸的坟地——疑似古道上的通海白塔心墓地，再走了一段就在高处看到了通海坝子：通海县城建在湖岸边上，城墙比石屏城高很多；湖畔四周种满了罂粟、烟草等作物，把杞麓湖围得像一个池塘；坝子里村庄林立，庄稼长势良好……

这是弗朗西斯·加尼埃撰文、路易·德拉波特配图的《印度支那考察之旅》一书中为我们呈现的晚清时期通海坝子的景象。从他们的行文与配图中，可以看出这支探险队确实在为法国殖民者入侵云南做准备。

由于当时的湄公河适航性太差，法国殖民者希望他们的军队、商品沿河涌入我国的梦想破灭了。谁也想不到，路易·德拉波特关于云南的那批木刻版面却流传下来，成了古代南丝路中线最为生动、清晰、精确的写照。(玉溪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