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艳红
聂耳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向一切人学习。王浩兰在她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一件小事。
深厚情谊,令人难忘
聂耳初到北平,“国语”讲得并不好,口音中往往夹杂着一点玉溪腔。云南旅平学会的炊事员老赵是个老北平,说话一口地道的京腔。聂耳经常抽空到厨房,一边帮老赵添火,一边和他聊天,留心学习他的吐字发音。不用几天,聂耳就能操一口标准的北平话,连云南老乡也听不出丝毫的地方口音了。聂耳善于学习、勤于学习的精神可见一斑。
在北平期间,经王旦东介绍,王浩兰和聂耳都加入了北平乐联,聂耳还被增选为委员。在此期间,他们一同参加了“左联”组织的一些活动,如集会、唱歌、演讲等。记得在一次街头集会上,聂耳装扮成一个非洲黑人表演节目,王浩兰、陆万美和王旦东也一同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演唱抗日歌曲。还有一次,在清华大学的“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会上,北平剧联的宋之的、邵唯、杨君莉(即白杨)上台演出话剧,遭到混在群众中的特务阻挠。王旦东不顾特务的捣乱,毅然登上舞台,高唱《国际歌》,聂耳则挺身而出,用小提琴伴奏,王浩兰、陆万美(云南同乡)等北平乐联成员也手拉手阻拦特务上台破坏。最后演唱结束,王旦东的头被打破,额头流下鲜血,聂耳的臂、腿也受了轻伤,王浩兰的衣服被撕破……事隔55年,王浩兰回忆起这段往事,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自从北平乐联成立后,聂耳和王旦东都成了大忙人,和北平剧联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北平剧联的人知道聂耳除了音乐才能外,还有很强的表演天赋,就邀请他参加排练和演出,聂耳从活动中汲取了丰厚的艺术营养,对他的艺术观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王旦东的花灯艺术对聂耳音乐创作的影响,玉溪学者曾庆延在《聂耳与玉溪民间音乐》一文中说:“聂耳回到上海以后,王旦东也于1934年下半年来到上海。聂耳在创作《码头工人》和《新女性》时,还共同切磋创作上的问题。两个玉溪同乡,又都喜爱花灯,王旦东对聂耳的音乐创作取向定会有不小的影响。”
聂耳、王旦东、王浩兰3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令人终生难忘。王浩兰的儿子王新民在《辛勤的园丁——王浩兰》一文中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浩兰、王旦东深情和负责地将聂耳的事迹与那段历史,如实地写成回忆稿件,为云南省、昆明市文史资料保留下一段段可歌可泣的事迹。在《聂耳传》写作和电影《聂耳》拍摄时,他们又夜以继日地赶写回忆录,一周一次地邮寄到北京,前后长达10余万字。电影《聂耳》中:“聂耳靠在码头的矮墙边,一只手拿铅笔、一只手拿本子,注视着码头上那一队队低着头、弯着腰,扛着从外国轮船上卸下的大麻袋、篾箱、钢条的码头工人;同时,侧耳细听着他们喊出沉重的号子……飞快记下了什么。”电影中聂耳为创作歌曲《码头工人》体验生活的剧情,有一部分就取材于王旦东、王浩兰的回忆文稿。此外,王旦东、王浩兰的回忆录中还记录了聂耳为创作《新女性》,深入纱厂体验生活的片段,这些珍贵的材料为后来研究聂耳、讲述聂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3年初,从北平回到上海的聂耳。(资料图)
昆明相识,东京邂逅
如果说,王旦东、王浩兰是聂耳在北平、上海学习和工作的好友,那么另一位易门籍历史人物吴琼英则是聂耳在日本停留时期的另一位好友,后来还护送聂耳的骨灰归国。
吴琼英1913年出生于易门县城。1930年,刚从昆华女中毕业的吴琼英,投考云南航空学校后被录取。1932年12月毕业于云南航空学校第三期,授少尉军衔,编入云南讨逆军第十路军总司令部,开始飞行生涯,成为云南乃至中国早期的女飞行员之一。在昆明,张天虚与聂耳是最好的朋友,吴琼英与张天虚等人都是好朋友,吴琼英与聂耳的结识也就自然而然。
聂耳退出明月歌剧社后,于1932年8月到达北平,在云南会馆见到了许强、陈钟沪、李纯一等云南同乡及其他故旧。好友张天虚此时也在北平,聂耳几天后找到了张天虚。在北平生活拮据、饥寒难耐的日子里,聂耳得到了家乡人的许多关照,他们相互鼓励,讨论交流艺术创作,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1934年,吴琼英在一次飞行降落时因飞机失事受伤。伤愈后,由于家人反对,她从空军退役。“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已大部沦亡,民众抗日激情高涨。她在好友聂耳的鼓动下参加了抗日救亡歌咏团,到各地巡回演出。1935年,吴琼英在二姐吴汉英(当时在日本东京学习幼儿教育,后回昆在翠湖幼儿园任教)安排下,赴日本进入东洋音乐学院攻读西洋声乐专业。1935年4月1日,聂耳接到上级通知:他的行踪已引起敌人的注意。党组织决定让他暂往日本避居,过一段时间再送他到苏联。之后,聂耳孤身前往东京,命运让这对好友在日本邂逅了。
聂耳踏上日本国土,张天虚、吴琼英等云南留学生为他消除了孤独感,陪伴他参加活动、交流创作。这些,在聂耳日记中曾多次提及。
护送骨灰,魂归故里
1935年7月17日,聂耳和日本友人在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被无情的海浪吞没,年仅23岁。7月18日,张天虚听到消息后,悲痛万分,立刻赶到藤泽,与日本当局交涉,认领聂耳的遗体。对于聂耳的死因,好友们心存疑虑。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杜宣、林林、杨式谷、吴琼英等人为此进行过调查,但都没有找到任何聂耳被谋害的证据。
聂耳在日本溺亡后,吴琼英与堂兄(姓名不详)及张天虚、郑子平等中国留日学生护送聂耳骨灰回国。2017年5月,一篇题为《留学生护送聂耳骨灰回国珍贵照片将珍藏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新闻报道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中国首位飞天女杰——吴琼英之子于平东先生,将中国留日学生护送聂耳骨灰回国照片、母亲吴琼英用过的水晶印章、眼镜以及史料图片等影像资料捐赠给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报道还刊登了一幅见证聂耳与吴琼英等人生死情谊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