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晚在1904年，聂家已经从老昆明城的登仕街迁往甬道街72号，此后一住就是8年左右。1912年，清朝在云南的旧政权倒台，云南军政府成立，新政权和新纪元却没有给这个玉溪的中医家庭带来好运。军政府将甬道街的铺面收归公有，并提高租金再出租，聂耳的父亲聂鸿仪无力承担过高租金，只得选择搬离，前往藩台衙门附近寻找新的落脚点。

搬离甬道街72号之后，聂家住所又几经迁移，这段历史，在聂耳的三哥聂叙伦所著的《少年时代的聂耳》中只有简略描述，专家学者少有专题研究。本专题将从昆明的史志文献中寻找线索，对其中一些地名、街巷名进行梳理，力图还原更多的历史场景和现实，从而对聂家在昆明的居住条件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威远街是否得名于1912年

聂家从甬道街迁出后，下一站是哪里？在聂叙伦的回忆录中，那个地方叫“藩台衙门”。很明显，这是用一个官署的位置来指代一条老街。聂叙伦怕今人不熟悉老地名，特意做了一个注释：威远街。这是准确无误的，关键的问题是威远街何时得名。

昆明市当代的史志文献将威远街得名的时间定在1912年，这跟登仕街的更名是同步的。其中《昆明市地名志》是这样表述的：“威远街，在市区中部，近日公园东北面。西起正义路，东至护国路。多旧式土木建筑居民住房。清道光初年，街内建有藩台衙门，故称藩台街，1912年改称威远街……”著名学者、昆明古城研究专家朱惠荣也持同样的观点。

藩台衙门的官方全称是“云南布政使司衙门”，旧时，民间称布政使司为“藩司”，称布政使为“藩台”，这个官署就有了“藩台衙门”的雅称。那么，威远街是否就得名于1912年呢？

查阅戴絅孙纂修、刊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昆明县志》，记者找到了一份昆明城内街巷图，从图上可以清晰地找到，在登仕街以北，有一条东西横向的街道，西起于三牌坊，东至于绣衣街，街名就标注为“威远街”，因此“藩台街，1912年改称威远街”的说法显然有误。晚清时期，威远街就已经存在了。

《少年时代的聂耳》一书中，聂叙伦提及：在威远街，有一院前铺后屋的房子，因有女人上吊死在屋内而成为凶宅。聂鸿仪听说这所房子租金很低，也不信邪，将房子租下，很快就把成春堂搬迁到这里。从史志记载来看，聂鸿仪敢租下这座凶宅，除了不怕鬼外，图的就是这里地处闹市。

晚清时期藩台衙门所处的地段，历代都是昆明城中商贾、显贵云集的繁华之地。大理国时期，这里是鄯阐侯东府所在地；元代行中书省府衙曾设在这里；清代康熙年间云南布政使于三贤将鄯阐侯东府旧址改建为藩台衙门；民国时期，龙云把藩台衙门改建为公馆……聂鸿仪将成春堂迁到这样的繁华地段，其精明干练可见一斑。

清代《昆明县志》收录的昆明城内街巷图。（资料图）

藩台衙门菜市的位置

1916年，聂耳4岁，父亲聂鸿仪因染上肺结核，卧病6个月后离开人世。这段时期，成春堂收入锐减，同时还要背负高额的医药费和租金，聂家常常借钱度日。聂鸿仪病故后，由于房东要收回威远街的房子，聂家再次无奈地选择搬离。

聂鸿仪生前租住的那座凶宅，据昆明市专家考证，就位于后来的威远街112号，即威远街与象眼街（北）、端仕街（南）相交的十字路口。从威远街112号迁出后，聂家搬入了菜市。搬离的时间，昆明的史志专家认为是1919年。据聂叙伦回忆，1919年，聂耳刚满7岁，那时聂家已经住在菜市一段时间了。因此，搬入菜市的时间可能要早于1919年。搬离的原因，表面是房东收回房子，实则是聂鸿仪死后，聂家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

菜市起初设于老昆明城中心大街三牌坊处，老昆明城外、城内菜贩挑菜进城，就聚集在城中菜市摆摊。著名学者罗养儒在其所著的《纪我所知集》中对晚清老昆明城中的菜市有过详细描述：“是时城里城外之卖菜者，多讲究支菜床。菜床即是一大菜摊，小菜多时可能有三几十样，少时亦有十多样。支菜床者，是往城外菜园收集其最新鲜者而列于摊上……又论此段街上之菜市，最繁盛处是从三牌坊外之十字路口起，直下去百十步之一段街上。”

由于三牌坊地处城中的交通要道，菜市一繁盛，这个十字路口就拥堵不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云南布政使沈秉堃将三牌坊的菜市迁入藩台衙门东西辕门内。大约十年后，聂耳一家在母亲彭寂宽的带领下迁到旧衙门辕门内，这里已经是聂家在老昆明城中的第四处居所，具体的门牌号现已无从考证。

按聂叙伦的回忆，迁到菜市后，成春堂铺面不再临正街，有些僻静，看病的人有所减少，且多为贫苦百姓，彭寂宽经常少收穷人的诊费，甚至不收钱，还免费送药。此时的成春堂总体还处在闹市，经营勉强还能维持下去。

大约在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后不久，聂家再次迁移，搬入了第五处居所——端仕街44号。端仕街虽然称为“街”，却只是稍宽一点的小巷，聂家这次是从正街迁入了背巷。

端仕街44号还不是终点

与登仕街、威远街不同的是，端仕街是民国初期更名的，之前这条老街的名字为“断事司街”，在晚清昆明城内街巷图上都有清晰标注。

断事司无疑是旧时的一个官署名称，有学者认为，元代设有“札鲁忽赤”一职，译为汉语即“断事官”，负责属民的分配和犯罪的判决，断事司街因元代设有“断事官”而得名。查阅元代史料可知，元代的断事官多为中书省、大宗正府、枢密院等中央机构的下属官员，品级都较高，与地方行省没有关系。

综合《明史·职官志》《新纂云南通志》等史志资料可知：明代的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洪武十五年，云南都司设立，掌一方之军政。其下属机构中有断事司，断事正六品，副断事正七品。云南都司署的位置，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和《天启滇志》记载，位于布政司署（清代称“藩台衙门”）西南，即后来的断事司街一带，断事司是云南都司的下属机构，与都司署位置相邻，是顺理成章的。

都指挥使司是明代特有的军事管理机构，清代的军事力量则主要由八旗军和绿营军构成，因而这项制度并没有被清代沿用，“断事司”之名是明代所留无疑。

清朝的政权倒台后，断事司街更名为端仕街，有学者认为“断事”与“端仕”谐音，这条街因而得名。著名学者朱惠荣则认为，今端仕街是原断事司街的“雅化急读”，因关乎音韵学的知识，这里不作赘述。

再说聂家迁入端仕街的时间，据聂叙伦回忆，应在聂耳就读于私立求实小学之后。昆明学者给出了一个具体时间：1924年。记者认为，这个时间显然晚了。据聂耳的邻居、好友张仓荣（字庾侯）回忆：“1922年春天，聂耳考入文庙里求实小学的高级一年级，这时他开始喜爱音乐，向一位木工学会吹笛子，后来又学会拉二胡、三弦和（弹）月琴，他的音乐天才在校中已显露头角了。”张仓荣所说的“木工”，就是聂叙伦在回忆录中提及的端仕街一家木器店的店主邱木匠。另据聂耳的二哥聂子明回忆，聂耳在10岁那年已经能熟练地演奏笛子，且笛音柔和悦耳。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推断：聂家在1922年春天前后就已经迁入端仕街了。

聂家的居所位于端仕街何处。昆明学者认为是端仕街44号，但只给出结果，没说出处。查阅《聂耳全集》，在1929年聂耳由昆明寄往楚雄给二哥聂子明的一封信中，记者找到了编者对聂耳所记一段文字“端仕街44号张宅”的注解：“聂耳与张仓荣当时都住在端仕街44号的一个院子里。”另一个出处是聂耳在同年4月23日写的一篇日记：“云南通信处：聂子明，端仕街44号。”

聂家何时迁出端仕街44号，有学者认为是在聂耳逝世后不久，昆明学者则给出了一个具体时间：1930年，不知道有何出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聂耳逝世后，聂家并没有摆脱居无定所的窘迫境地。

落叶要归根

张仓荣在《回忆聂耳》一文中说：“聂耳同志的父亲聂冀廷（聂鸿仪）是一个中医师，在昆明甬道街开设聂成春药房（成春堂），后迁至威远街，又迁至端仕街，再迁至威远街，最后迁至庆云街。他母亲死后即停业了。”由此可知，聂耳逝世后，聂家在老昆明城中的第六处居所位于威远街，第七处居所位于庆云街。

关于聂家在庆云街的居所，云南音乐学者黄林作为见证人，曾因征集聂耳的文物于1953年到聂家拜访过聂耳的母亲彭寂宽。黄林为此写了一段回忆录：“聂家早已搬离聂耳的出生地（甬道街72号），又经威远街、端仕街等几番辗转，落脚在南屏街和威远街之间平行的庆云街48号，门头上挂有‘成春堂药房’的字号，我和李叶就是在这里第一次与聂耳母亲会面的。”

“庆云街48号”应是聂家在老昆明城第七处居所的准确位置。从1902年的登仕街到1953年的庆云街，半个世纪过去了，聂家人历尽艰辛、苦难后又回到了原点。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年代，无数老玉溪人闯荡省城，有成功、富足的，也有失败、亏空的，当然更多的还是默默艰难度日。对于聂鸿仪来说，“大地方比小地方好谋生”这句民间格言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好运，只不过，他肯定意想不到，昆明这样的“大地方”却吸引着他的幼子聂守信一步步走向更大的地方，一步步成长为国歌曲作者、“人民音乐家”。

最后再说说一个人的“根”。如果落叶要归根，聂耳的“根”绝不会是让他和家人漂泊不定、居无定所的“大地方”昆明、上海、北京，只可能是他一生魂牵梦萦、血脉相连的祖地——滇中玉溪。(玉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蔡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