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璀 蓝德健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上海的英、美、法等国的租界被日军包围，严密封锁，成为“孤岛”。在“孤岛”内，政治势力异常复杂，有外国的军队、警察，有国民党的中统，有日伪特务，有黑社会的帮派组织等。但是因为印刷条件好，父亲郑易里为了出版《资本论》和其他革命书籍，还是留在了上海租界。

日本宪兵搜捕倪叔叔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美日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天早上，只听大街上有人边跑边惊恐地喊：“东洋人来了，东洋人来了！”很快日军冲进英美租界，扣押了租界全部外国军队和警察。出版社的业务不得不完全停下来，父亲秘密地把出版社全部的书籍、纸张、账本、重要文件等都藏到自己家的亭子间里。

1942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各家刚打开大门，端出小煤炉，准备生火做早饭，一伙日本宪兵凶神恶煞地闯到我们院子里来，拿着一张照片问门口的人：“认得这个人吗？这个人在不在这里？”他们迅速冲上楼搜查。幸好他们没有注意到亭子间，如果里面藏的东西被发现，不光出版社受损失，连人命也保不住。他们没有找到要抓的人，就把我父母抓走了。

原来日本宪兵要找的人是倪琳的弟弟倪雪林。倪雪林经常上父亲家来，穿着时尚，来时都先到李太太那儿坐坐，跟李芳聊一会儿天，李芳称呼他“倪叔叔”，然后倪雪林才上楼找我父亲，他们谈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李芳对倪叔叔印象挺好，一天，倪叔叔说他要离沪回家了，李芳就让他在自己高中同学纪念册上留言。当日本宪兵来抓人的时候，李太太正在屋外生炉子，一看有人来，便慌忙端着炉子进屋，向李芳要过来纪念册，把有倪雪林留言的那一页撕下来扔炉子里烧了，还小声告诉李芳：“他们要抓倪叔叔，估计倪叔叔出事了。”日本人下楼后也搜查了李太太家，把李芳的日记搜走了。李芳十分后怕，幸亏日记里记的都是生活琐事，幸亏她妈妈处理得快，撕掉了倪叔叔的留言，不然就麻烦大了！

师生俩的牢狱之灾

到了日本宪兵队，父亲才知道罗稷南夫妇已经被抓了。日本宪兵在罗稷南家没抓到倪雪林，就审问他家的佣人，佣人供出倪雪林天天去郑家，日本宪兵便直扑我们家来了。当时妈妈肚子里正怀着我，日本宪兵从她嘴里没问出什么，就把她放了。日本宪兵审问我父亲时，父亲就说倪雪林回老家了，日本宪兵认为我父亲不老实，便使劲扇我父亲耳光，把我父亲的牙打掉两颗，满嘴流血。之后，父亲说倪雪林去西安了（西安当时是自由区），这才停止审问。当天下午李芳也被叫到日本宪兵队询问了一番，她表现得很镇定，也说倪雪林回家了，日本宪兵就让她走了。

其实，倪琳秘密办了一个无线电技术培训班，倪雪林在培训班里学会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后，就到抗日根据地天长县（今安徽省天长市）找组织，很快组织上派他到南京做地下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倪雪林在上海公安部门工作。

父亲被关到牢房里，一看倪琳也在，她被日本宪兵拷打，身上伤势很重。这时倪琳小声告诉父亲，她和罗稷南都在为第三国际工作，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负责人佐尔格在日本被捕，文件全部被抄，所以从上到下的情报网全部被破获，她是最下层的情报员。她只供出教自己的弟弟倪雪林学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没有供出办培训班的事。我父亲听后心里就有底了，因为我的三舅熊岳柏当时没有工作，倪琳就让我三舅参加了培训班，想培养他当第三国际的情报员，没想到我三舅对班里的一位姑娘一见钟情，谈起了恋爱，这是不允许的，倪琳便让他俩退出了。父亲知道牵扯不到熊岳柏，就放心了。

虽然倪琳认为自己案情不重，但多次被鬼子提去审问，回来后情形都很惨。后来案子终于查清，倪琳判一年监禁，罗稷南被关三个月，我父亲被关一个月。

“爹爹”罗稷南

父亲出狱后不久，我就出生了。我父亲跟罗稷南的友谊并没有因这次牢狱之灾而终止，反而彼此更加信任和亲密。我记得小时候几乎每天晚上父母都会带着我去罗稷南家，他们没有小孩，所以见到我就非常高兴，父亲让我叫罗稷南“爹爹”，叫倪琳“妈妈”，我就像他们的干女儿一样。记得他们家住在二楼，要先上一个窄窄的木楼梯，一进门就有一个格子柜，里面有一个饼干盒，盒子里放着米花糖。每次去，“妈妈”都会拿米花糖给我吃，以致后来不用“妈妈”拿，我自己就去拿了，里面从来没有空过。我还奇怪地问“妈妈”：“这个盒子里的米花糖怎么总也吃不完？是不是盒子自己会长出米花糖来？”“妈妈”听了大笑起来。

晚上他们的茶几旁边亮着一盏落地灯，茶几两边面对面放着两个单人沙发，父亲和“爹爹”就坐在那儿下棋聊天，母亲和“妈妈”把我放在床上，她们就坐在床边聊天，“爹爹”爱抽烟斗，我就在烟草燃烧的香味和昏暗的灯光中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总是在自己家里，我问母亲：“我不是在‘爹爹’家里吗？怎么又回到自己家了？”母亲告诉我：“你是做梦飞回来的。”后来长大点了，才知道是父亲把我背回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全家随三联书店迁到北京，一直到1957年，“爹爹”罗稷南应邀到北京开会，我才有机会再次见到他，那年我考上了高中，“爹爹”特意买了一支英雄牌金笔送我，我十分珍惜，用了十几年也舍不得换新的。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幸事，像我父亲能够遇到罗稷南这样一位良师益友，实属他人生中的一大幸事。从上中学开始，父亲就受到罗稷南新思想的教育和影响，树立了革命理想，走上革命的道路。在翻译方面，父亲翻译《资本论的文学构造》《观念论》等书时，得到罗稷南的耳提面命，在工作上，也得到罗稷南的大力支持。师生二人被日本宪兵抓捕后，面对敌人的拷问，他们坚守秘密，没有出卖同志和朋友。他们的友谊早已超出了师生关系、亲戚关系，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人的一生中得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