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记者2024年10月21日用无人机从空中拍摄的中卫社区全景。玉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江 摄
84年前,我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导学生张之毅在云南玉溪中卫村进行社会调查,写成专著《玉村农业和商业》。近期,新华社刊发文章《从村庄里读懂中国——探访云南“三村”》,以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街道中卫社区等为研究对象,寻找理解当下农村建设、展望未来中国发展的新“钥匙”。
玉村近一个世纪的变化,代表了玉溪农村发展的缩影;玉村融入城市发展格局的历程,映照着中国式现代化玉溪实践的轨迹;玉村几代人的成长奋斗,彰显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玉溪精神。近期,沿着费孝通的足迹,玉溪市融媒体中心派出报道小组以行进式采访的方式记录、讲述、解读玉村故事,从“玉村之变”看“玉溪之变”,提炼玉村发展的经验启示,进而呈现新中国成立75年来农村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请关注本报今日起刊发的特别策划——走“玉村”看变化系列报道。
“玉村”,是著名的“云南三村”(禄村、易村和玉村)之一。1940年至1941年,在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导下,其学生张之毅驻守玉村,写出《玉村农业和商业》,玉村由此成为社会学调查热点。
84年前,费老那一代知识分子怀揣科学救国的思想,试图通过对内地农村的调查,寻找新中国农村建设的“钥匙”,让广大农民过上殷实的生活;84年后,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玉村从一个典型的乡土社会,成为商业发达、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城市社区。玉村近一个世纪的变化,代表了玉溪、云南乃至全国部分农村从乡土社会融入城市的缩影。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沿着费老的足迹再访玉村,追寻中国式现代化玉溪实践在玉村的变迁轨迹。
2006年,中卫社区全貌。 通讯员 蒯学庆 摄
学成归乡的留学生
为何会到农村做社会调查
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28岁的费孝通满怀爱国激情从英国学成归来后,在云南大学成立社会学系。1939年与燕京大学合作成立社会学研究室并开展社会调查。当年,张之毅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参与费孝通主持的社会学研究室,协同进行禄村调查。
1939年8月到10月,费孝通与张之毅一起在禄村生活和工作,共同构思今后的研究方向,并寻找到手工业发达的易村来与土地生产为主的禄村作比较研究。张之毅在易村27天的调查取得了丰富的数据,为玉村的调查打下了基础。
玉村的调查是在1940年和1941年中进行的。1987年,费孝通在《云南三村》序言中讲道:“‘玉村’是靠近玉溪县镇的一个农村。玉溪县镇是云南中部的一个传统商业中心。它在土地制度上是从禄村到江村的过渡形式,在农业经营上具有靠近城镇的菜园经济的特点,在发展上正处在传统经济开始被现代经济侵入的初期阶段。无怪这样一个富具特点的研究对象能吸引住张之毅同志的研究兴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7年6月8日,张之毅离世,留下《玉村农业和商业》这本旧稿,费老一字一句校阅。199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云南三村》中文合编本,这也是《玉村农业和商业》一稿首次与读者见面。《云南三村》虽已成为历史符号,但其在国内、国际学术界的盛誉却历久弥新,玉村同时也成为了社会学调查热点。
1990年6月1日至2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到玉溪进行考察时,计划寻访玉村,未能如愿。
2000年8月16日,90岁高龄的费孝通到云南参加西部大开发高级研讨会期间,曾与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钱成润进行了会面。费老关切地问:“玉村的地点找到了没有?”钱成润答:“找到了,原名叫中卫村,就在玉溪城边上,现在已和城区连成一片了。”费老指出了再次调查“云南三村”的路子。他说,60年前,我看到了中国的工业化,作了长期探索,现在90岁了,看到了信息时代……“玉村”,调查要扩大一点,弄清它向城市发展的过程,是怎样过渡的?在这个过程中所引起的地区变化、家庭变化、个人变化如何,要做出回答。
一个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为何会一头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叫好的社会调查,且一做就是一辈子。费老说:“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秉承费老的愿望,2004年4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豪兴受费老委托实地考察了中卫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深感玉村变化巨大,与红塔区史志办、中卫社区共同编纂《中卫社区志》。2006年,志书正式出版。2021年12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云南三村”研究中心对“云南三村”再调查、再研究,出版《玉村商业和农业》一书。
社会转型中的玉村
工业商业服务业蓬勃发展
当年,张之毅从易村来到玉溪。彼时的玉溪,已是云南的一个工商业中心,是滇缅交通大道上马帮运输的大站,在抗战时期发展了木机纺织工业。玉村正是受市镇影响较深的农村,可用来与禄村、易村相比较。
玉溪,自古以来就是云南的商业重镇,是滇中城乡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之一。在费孝通和张之毅笔下,1940年、1941年的玉村,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家家户户种植水稻,但已产生一部分菜农,种植蔬菜供应市镇。玉村人深深懂得,若要在经济上图谋发展,就不能仅仅依靠农业。玉村素有织布传统,家家户户的妇女几乎都参与纺织,木制织机是自备的,向玉溪布商赊棉纱在家织布,用布换纱,差值就是工资。玉村的富户大多是通过商业致富的,他们中大多发了财就从玉村搬到市镇去住,把土地租给本村人经营。
在30多万字的调查中,我们看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玉村,是一个形态比较原始的乡土社会受现代工商业影响,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费孝通把这个历史进程归结为“三级两跳”的第一时期里的第二个阶段,即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
84年的历史演变中,玉村发生了多次大的跳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玉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1983年,玉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8年,玉溪撤地设市,受到中央政策的鼓励,玉村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
1993年,玉村先后建起了玉溪市铸管厂、玉溪市彩虹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玉溪市汇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等一批集体企业,发展最成功、效益最好的要数建筑企业——玉溪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六施工队(后改制为玉溪市呈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是玉村为数不多的千万元产值的缔造者。1994年,玉村乡镇企业收入4260万元,在玉溪市(现为红塔区)乡镇企业收入超过千万元的32个村(处)中排列第三位。统计资料显示,截至乡镇企业改制(1998年)前,玉村集体企业发展到43个,从业人员646人,占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总数的23.46%,有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商贸、饮食服务等行业,营业收入4518万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44.5%。
这一时期,玉村的个体私营经济也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其经营范围和行业十分广泛,有商业、饮食业、运输业。1999年,有个体私营企业391个,从业人员2202人,占总劳动力2438人的90%;营业收入1.21亿元,占经济总收入1.63亿元的7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个体经营中,玉村80%的农户先后从事过蔬菜贩卖。1986年,中卫蔬菜公司成立,与北京菜商签订收购协议,当地蔬菜远销广州、深圳、香港等地。1991年,玉村自筹67.4万元资金,兴建玉溪市彩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1998年至2001年,玉村自筹资金1367万元,改建彩虹批发市场,并在玉兴路下段与七星街下段之间新建粮油、蔬菜批发市场2个。
这一时期的玉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迅猛发展,经济增长转为主要依靠第二、三产业带动,一批专业市场的兴起,促进了消费市场的繁荣兴旺。
2003年,中卫居委会改为中卫社区居委会。中卫社区被玉溪大河一分为二,以东为中卫片区,以西为以徐百户屯为主的徐百户片区。“云南三村”和本文中的“玉村”,仅指中卫片区,有中卫1组、2组、3组、4组4个自然村902户居民2351人。
城市发展中的玉村
居民变市民 社员变股民
撤地设市后,玉溪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玉村也被纳入玉溪市城市总体规划范围。1997年,玉村的耕地全部被征用,玉村的商业地位越发凸显,集商贸、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于一体的综合性集贸市场初步形成,玉村成为红塔区乃至玉溪市较大的物资交易中心。
1998年起,玉村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掀起了旧村改造热潮,至2003年,玉村人均住房面积从1984年的15.03平方米增加到62.6平方米,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民房建设小康住宅目标。
综合市场的建立和旧村改造的实施,是玉村实现从农村到城市最为关键的一步。综合市场的建立为玉村聚集了人气,旧村改造使玉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彻底改善,居民成为多种职业的从业者,或外出打工,或经营旅店、餐馆,或从事小商品批发。市场的繁荣,聚集了人流、信息流,“拖家带口”的外地商人在玉村安营扎寨,带动了玉村商业市场的繁荣。
自建房租赁和集体分红是玉村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据中卫社区党总支书记冯志坚介绍,玉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居民从事房屋出租,通常是将1至3层租给租客,4至5层自己居住,也有整幢出租,自己外出购买商品房的,每户每年房租3万元至5万元不等,如果有铺面,租金则更高。2023年,中卫社区居民房屋租赁收入总额达1600万元。
如何保证失地农民的经济来源,玉村通过开发集体预留地来壮大集体经济,预留地已然成为玉村集体经济日益发展和壮大的“蓄水池”。玉村利用集体预留地盖起了酒楼、宾馆、市场,有些小组甚至将土地直接出租给外地商人,由承租方进行建设。
截至目前,玉村先后建起了彩虹蔬菜批发市场、彩虹小百货市场、旧货交易市场、彩虹家私广场、大米市场、水果批发市场6大专业市场,形成彩虹商业广场、兴玉商业广场、阿富尔连锁酒店3大核心商圈。2023年,中卫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达2885万余元,有各类市场主体3339家,其中个体3130家、法人单位209家。
2018年,我市启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项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更多权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作为其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
“2023年,中卫社区各小组的集体分红均有所增长,增长的背后,是集体经济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双增’。4343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最高的是中卫4组居民,人均达到11500元。”冯志坚说。
从分田到户到土地确权,再到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分红利”,这不仅是玉村的变迁轨迹,更是中国农村改革不停步的“缩影”。
社区居民不仅分得红利,60岁以上老人每季度还领取养老金,逢年过节还有慰问款。去年,中卫社区返补居民和慰问老年人费用达到146万元。
费孝通扎根田野调查,一生践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传世情怀,无论是江村经济,还是禄村、易村、玉村的调查,其主旨都是如何富民,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天下大同”理想的追求和实践。跨越84年,今日玉村的发展变迁,正是沿着费老的足迹前行,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玉溪探索和实践。
短 评
从“玉村”读懂中国城郊农村的发展变迁
对“云南三村”的研究,费孝通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通过在农村发展不同形式的工业,最终使广大农民富裕起来。晚年,费孝通用“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16个字总结自己毕生的理想与追求。玉村84年的发展变迁,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玉溪探索和实践,更是沿着费老足迹前行的生动注脚。
扎根田野调查,费孝通结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把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村分为:沿海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深的类型——以“江村”为代表;内地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自给自足类型——以“禄村”为代表;内地较为封闭、手工业相对发达的自然经济型农村——以“易村”为代表;在发展上正处在传统经济开始被现代经济侵入的初期阶段的农村——以“玉村”为代表。84年前,费老打造了“江村”“禄村”“易村”“玉村”这样的学术典范,用辛劳和汗水,为我们铸就了一座“读懂中国”社会的历史丰碑。
玉村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的84年间,经历了与新中国发展同步的历史发展进程,并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发展路径、发展类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城郊农村的发展变迁,即从农业经济向工商业经济转变,从乡土社会到城市文明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农民转变为市民、社员变为股民。玉村这只“麻雀”的解剖过程,折射出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农村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农民生活显著改善,“三农”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玉村农业和商业》的调查报告,为人们认知当时中国内地农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也让我们看到一代学者是如何主动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感知天下冷暖,体会民众忧思的,昭示着一代学者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担当。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就是人要把自身的社会生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学的观察和分析,以取得对它正确如实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认识中国社会。”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温经典,再访玉村的初衷。(玉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耀华 陆合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