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文

离乡近五十年，熊景明依然保持着一口纯正的老昆明乡音，令她念念不忘的，也是老昆明的那些往事。退休后十几年间，她提笔写下了三本书：《家在云之南》（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辈的故事》（202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妈妈说》（2025年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每一本，都在写故乡、写故人。“我妈说，我是老狗记得千年事。”这句话，她也写进了《妈妈说》里面。

妈妈，是她写下这些故事的起点。在“一席”演讲中，熊景明讲到，当女儿成年，她终于有了写作的空闲，首先写下的，就是母亲的故事。母亲苏尔端，20世纪初出生于昆明的一户书香门第。外公苏涤新曾留学日本，是同盟会在云南的第一批会员，回国后拒做清朝的官员。辛亥革命之后，他曾任职地方，但也与“时尚政治”格格不入。立志报效国家、回馈乡梓的读书人，退而回家养花、作诗、教养子女。苏家门风严谨而氛围宽和，她在《长辈的故事·母亲和我》中写道：“二舅少时贪睡，外公写一首讽刺诗贴在他房门口……”这样的家庭，涵养出母亲勤谨而又幽默的气质。“有用人侍候的日子随战乱终结，母亲写字描花的纤纤细手拿起斧头劈煤块，洗衣做饭带孩子。她一样哼着京戏，做完一件又一件家务，尽妻子和慈母的本分。家中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家大小穿戴利利索索（昆明话叫‘板板扎扎’）。”

母亲少年时患白喉，在缺少医药的年代虽然奇迹般痊愈，却使心脏受到损伤。在40岁时，她心脏病发，此后常年卧床。卧病的母亲，依然是大家的中心。她是全家几代人的“箍桶索”，也是亲友们乐于亲近和倾诉的对象。

熊景明继承了母亲的乐观豁达与幽默。她的笔触掠过战乱的年代、困难的时节，抚过个人受制于时代的遗憾与困苦，却并不在苦难中久久停留。《长辈的故事》从“家”开始，辐射至身边走过的亲友、故人，他们对自我与他人的爱、责任、关怀、困惑；他们真实的情感与情绪、语言与行为，都通过她细细的描述，缓缓流出纸端，如同复活于文字中。这种真切，使得这份个人化的书写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属于时代的共同体认。

《妈妈说》，也是对《母亲和我》的延伸。在《家在云之南》出版后，熊景明开始认真整理“我妈说的话”。对于她来说，这些“我妈说的……”就在耳边，就在嘴边；而写作《母亲和我》，是她第一次这样有系统地回顾和整理。篇幅所限，文章中能写下的母亲的话，毕竟有限。“我要把我妈说过的这些话记下来，其实这不仅是我的‘妈妈说’，也是你的‘妈妈说’。”她说。

《妈妈说》里，记录了母亲对熊景明说过的各样话语，也记录了伴随这些话语的故事和语境。这里面有爱的教育，如“一句好话暖三冬”“不记隔夜仇”“山潮水潮，不如人来潮”“人亲骨头香”；也有温柔的宽慰，如“哪个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折财免灾”“憨人自有憨福气”“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不病就是福”；有生动的劝诫，如“出头的椽子先糟烂”“白天走东东，半夜纺线吓老公”“莫想一锄头挖出个金娃娃”“早起三光，迟起三慌”“洞有多大，蛇有多粗”“为嘴伤身”“叫花子打牙祭，酒少话多”；也有幽默的讽刺，如“使憨狗咬石狮子”“大懒使小懒，小懒使门槛”“眼大肚小”“隔锅香”“有本事将鬼都捉来卖”“鼓着说，把着听”“鼻子大了压着嘴”……似乎再大的事情，再糟糕的情形，都可以化作一句调侃，轻轻放下。她说：“待到我自己成家，也见识了许多人的家庭后，才知道生长在一个以幽默代替责怪的家庭中有多幸运。”

从这个角度来说，《妈妈说》既是熊景明对妈妈的追念，也是她从家出发走向世界之后，对自己来时路的一次深情回望。作为通过家庭成员内部传播的非正式文本，“妈妈说”体现了一代一代中国人、中国家庭普遍认同的道理，以及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而又因为它们来自妈妈，一个家庭中爱与包容的具象化身，更加深了这种文化传播的情感属性与影响深度。就如同熊景明所说的那样：“我的妈妈说，就像你的妈妈说那样，对我们的潜移默化不可估量。”

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熊景明说“我最要避免的，就是讲大道理”。无论是《长辈的故事》，还是《妈妈说》，她写的都不是大道理。翻开书页，你看到的是“泪水先笔墨而下”的深情，是某个地方“很好很好——仅次于昆明”的眷恋，是以“一家”的故事折射一个时代的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