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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学英语
[ 玉溪网   发布时间:2021-06-21   进入社区    来源:玉溪日报 ]


1925年,聂耳(前排左二)与家人合影。


聂耳日记本上的英语单词


聂耳在联合中学上学时的验到表

聂耳幼年,他的父亲就病故了,上学问题,历来都是非常困难的。1925年高小毕业,这个问题再次摆到他的面前。工作吧,年纪又小,学到的知识还有限,去哪里找适合的工作呢?上学吧,中学的费用比起小学来要高得多。家里哪有经济能力支付各种费用,母亲彭寂宽已经为了全家人的生活累弯了腰。

联合中学的插班生

为了能够继续上学,在求实小学一位热心教师的帮助下,聂耳决定报考省立第一联合中学。这个学校主要是招收昆明等十一个县属的学生,外县的学生必须住校,昆明的学生可以走读,也可以在家里吃饭,这样就不用交纳食宿费了。

由于在假期中从早到晚苦思苦学,认真做了准备,经过严格考试,聂耳终于被录取了。成了联合中学第九班的插班生,这次初中一年级共录取10名学生,他是其中之一。

随着知识不断增加,聂耳对学习外语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尽管学校的功课已经很忙,他还是在晚上挤时间到昆明英语学会补习英语。

聂耳学习英语进步很快,方法多种多样。从字母到拼音,从书式音符到国际音标,他都认真学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自己拼读,自己查字典。在朗读原文时,他特别注意发音的准确性,做到了一丝不苟。为了加强记忆,他把一些单词、单字抄在小卡片上,装在口袋里面,有空就拿出来练习。凡是不懂的东西就向老师和同学请教。有一天下午,三哥聂叙伦放学回家,到了门口时听到有两个外国人在他家争吵,同时还有一个女人从中劝解。他感到很奇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推开大门一看,原来是聂耳在专心自学英语,桌子上摆着一些英文书籍,他练得满头大汗。聂叙伦问:“你怎么会用这种方式来学习英语呢?我还以为是谁把外国人领到家里来了呢!”

“这是我最近想出来的新点子,通过人物争吵对话来学习英语。一是可以训练口语表达能力,二是可以加强记忆。你看能行吗?”聂耳说。

“好是好,但还要把写和讲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巩固。”聂叙伦这样回答他。

在读初中的两年半时间中,聂耳在昆明英语学会补习英语收获不小。他从初级班升入了中级班,又从中级班升到了高级班。读过的英语文学作品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天方夜谭》《鲁滨孙漂流记》等。初中毕业时,他已经能进行普通英语对话,用英语写日记。现存的《寒假日记》14篇,写于1927年11月30日至12月30日,就是他15岁时全英文书写的。在这些日记中记录了他学习马克思著作,练习乐器,参加文艺排练演出等情况。几十年后的今天读着这些日记,我们仍然会为他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

资助云南革命的教育家

昆明英语学会的创办人是柏希文先生,法国人,著名教育家。他于1864年12月25日生于广州,父亲是法国布尼丹里人,法国驻上海领事署办事员。母亲是广东省高州人。他8岁就去英国,到16岁因病回到中国。柏希文懂得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后来他博览世界名著,致力于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等学科的学习与研究。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颇具音乐天赋,钢琴弹得极好。对于贝多芬、瓦格纳、肖邦、莫扎特等音乐家的各种名曲,弹得也很娴熟,还是一位钢琴家和音乐理论家。

柏希文曾两次去日本考察社会生活,后来在越南组织“致和会”,创办《前程报》支援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当时,越南是法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驻越南总督杜美尔下令逮捕他时,他不得不逃到广西。那时,领导重九起义的蔡锷还没来到昆明,正在广西创办陆军小学,特聘请柏希文为教官。辛亥革命后,蔡锷任云南省都督,1912年,特邀请柏希文来云南工作,护国之役,他为蔡锷用英德、法等国文字,草拟了发给各国政府宣布云南独立的文书和讨伐袁世凯的“通电”,还把他经营锑业公司赚得的一大笔钱也用来资助革命。

柏希文很喜欢云南的风土、人情、气候,他认为要发展各项事业最缺的是人才,他的后半生便献给了云南的教育事业。因为母亲是中国人,自己又生在广州,所以他自认为中国是他的祖国。来到云南时,柏希文已有42岁,除一度在工业学校和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前身)教授英语外,全部精力都用在创办昆明英语学会和达文英语学校上。他筹办英语学会让学校师生课外补习英语,自己亲自担任教师,学校经费是请社会上的富户捐助,学费收得很少。如果家庭无力负担者,则完全免费补习,聂耳就是他免收学费的学生之一。

一位无神论者

聂耳对柏希文老师的人品、经历等情况,也是进到英语学会补习班后才逐步知道的。最初,看到柏希文老师时,见他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老洋人,穿着一套灰褐色破旧大衣,手里经常拿着一把洋伞,提着一个装满英文书的黄色皮包,有时口里还叼着一支香烟,当时在一些进步学生的眼里,一看见洋人、一提到洋人都有点讨厌。直到听了柏希文循循善诱的讲课,从希腊罗马文化、莎士比亚讲到中国孔子、老庄哲学、李白杜甫的诗歌,以及中西学说的演变,大家才真正认识了柏希文。特别是与他畅谈接触后,更为他关心热爱青年,为教育事业忘我奉献的精神所感动。

聂耳与柏希文的交往逐步加深后,柏希文不仅在英语方面对聂耳帮助很大,在思想道德方面也对聂耳有一定影响。柏希文的生活非常简朴,终身没有结婚,他在昆明广聚街(现在的金碧路)客栈内租了一间小房屋做卧室,摆了一张可以折叠的帆布椅子作为睡床,疲乏了把手里的书放下,盖上一床毛毯就睡了。这些都是柏老师生病时,聂耳去看望他时才得知的。

柏希文是一位一无家庭,二无财产,三无宗教信仰的教育家。是尊敬达尔文和哥白尼的无神论者,在讲课中,他经常对学生灌输无神论思想,不断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并阐述帝国主义必败,中国必胜的观点。当时,云南每年考上香港大学的几个公费大学生,都是他的门生。后来,许多走出云南去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也大多是他培养的学生。

语重心长,终生难忘

聂耳很关心柏老师的生活和健康,他知道柏老师有时只啃几片面包、喝几口开水,就算一餐饭了。昆明英语学会的经费由学生选出人来管理,柏希文只领取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有时弄到一点儿好吃的菜饭,柏希文也要叫上几个贫苦学生和他一起吃。在聂耳眼里,柏老师算是一位受人敬仰的国际主义者,只要不见他来上课,聂耳就到他的住所探望他,聂耳还向柏老师借过书。谈起音乐来,两人更是有说不完的话。柏希文知道聂耳喜欢音乐,就用自己的钢琴教他弹奏。有一次柏希文得了重感冒,头痛发烧,卧床不起,聂耳就请假去照顾他,到客栈里为他煨药、烧开水,还从家里带饭给他。柏希文得到聂耳的悉心护理,很受感动。他给聂耳讲过肖邦的故事,教聂耳用钢琴弹奏过肖邦创作的乐曲《战士》,鼓励聂耳一定要学好乐理知识,为今后的深造打下基础。

在相互交谈中,聂耳说:“柏先生,你的知识渊博,生活清贫,处世乐观,为我们云南培养外语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只是我家里很穷,靠老母亲开一间小药铺来养活全家,没有经济能力来帮助先生,实在是对不起。但你还是要注意保重身体,适当休息,这样才可以继续办学的。”

“生活清贫些不怕,一个人怕的是知识贫乏。从某种角度上讲,清贫与淡泊还能锻炼人的意志力。你家里的情况我知道,但你小小年纪做到了人穷志不穷就不简单。你的英语基础很好,对音乐也很有悟性,只要长期坚持下去,将来一定前程光明。”这些语重心长的教导,使聂耳终生难忘。

1940年12月28日,柏希文病故于昆明,享年76岁。临终前10天,他还坚持到学校讲课。他的学生们把他葬于昆明西山风景区华亭寺东侧,丧葬费用是由在昆明经商的玉溪人、爱国民主人士郑一斋先生(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岳父)赞助支付的。 (本文配图均为崎松提供)

编辑:刘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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