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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田的梦(下篇)
——聂耳与袁春晖
[ 玉溪网   发布时间:2021-07-14   进入社区    来源:玉溪日报 ]

1929年“九九音乐社”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张庾侯、右二为聂耳,前排右一为袁春晖。

晚年的袁春晖。

□  崎松

    有情人难成眷属
 

早在去上海之前,聂耳的母亲看到聂耳和袁春晖相处得很好,就准备托人到袁春晖家提亲,征求他的意见时说:“老四,我看你和袁姑娘相处不错,我也很喜欢她,我想请人到她家提亲,你看怎么样?”

聂耳立即回答说:“妈妈,我还小,现在还不是谈婚事的时候。”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不小了,先订了婚,以后慢慢再结婚,有什么不好呢?”

“不,妈妈!我现在一事无成,谈什么婚事,要考虑的是事业前途,将来时机成熟,再解决这个问题不迟。”

1932年6月,聂耳已经在上海工作两年,彭寂宽再次写信催问他的婚姻问题。聂耳在回信中写道:“我一向总是抱着一个正当的宗旨: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障碍物阻止或妨碍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个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为改造社会而生”就是他的名言,他不但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

讲到这里,我们会自然联想到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造成两人最后分手,有情人没有成为眷属的客观原因主要还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他们俩虽有对美好幸福生活、对实现音乐梦的追求,但理想归理想,现实社会是很残酷的。聂耳自己穷得叮当响,能将女友接去上海学习音乐吗?不可能。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为革命、为生活不得不东奔西走。时间长了,离得远了,沟通少了,九十年前的他们又不像今天的青年每人拿一部手机,所以产生一些误会并不奇怪。

袁春晖在她生前所写的回忆资料中说:“自从他加入明月歌舞社(上海明月歌剧社)以后,给我的信就渐渐地稀了,并且我从他家属那里,和朋友那里,看到了他和女歌星们照的一些像(相)是非常亲密的样子。这些像(相)他从未带给过我,因此引起了我的猜疑,对他有了深深的误解,我也就很少写信给他。从此,我们的往来一天天平淡,甚至断绝了。我奇怪的是,他也从未向我解释过!”

就在这个时候,袁春晖思想上非常痛苦,她才决定与另外一个小伙子相好。她后来找的这个男朋友,除了互相同情外,也有共同的文学爱好,绝不是因为聂耳家穷,嫌贫爱富,也非出于家庭之逼迫。

有的故事纯属虚构

说起在上海明月歌剧社的日子,聂耳是比较快乐的,但确实也有过小小的烦恼及迷惘。他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而又非常有才华、诚实的小伙子,当然会得到周围女孩子的欣赏,特别是与社里的演员白丽珠、王人美的关系更好,有时还在一起打闹,一起快乐过、伤感过,所有这些细节,聂耳都记在日记里。这些是是非非不仅在上海有误传,也传到了昆明。为了避开一些风言风语,聂耳还搬过一次家,想离女演员的宿舍更远一些。

这些事传到昆明后,聂耳的好友张庾侯曾写信问过他。1934年4月5日,聂耳在给张庾侯的回信中说:“她(王人美)待我如她的弟弟一样,而我也仅仅觉得她像我的姐姐。”“我希望你有好些事不必神经过敏。老实说,我现在所爱的人只有小春晖……我觉得她也一样地爱着我。”同年11月24日给张庾侯的信中又说:“从前,她和我都有着同样一个恋爱观,至于你要鼓吹订婚或结婚,我想还不是急于要解决的事,是不是你也希望我很快地专做子女的忠实牛马?”

聂耳也是人,不是神。生活工作在特殊的演艺场上,一时的冲动和迷惘也有过,但不能说他对爱情的纯洁、专一发生动摇。青年的爱情都是从激情走向成熟,从狂热走向冷静,从迷惘走向清醒的。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写聂耳的电影故事片、电视连续剧、歌剧、舞剧、长篇小说、纪实文学等作品近20部,其中大部分都讲到过聂耳的初恋。有的故事讲得很离谱,纯属虚构,对此我是持有不同看法的,但后来又想,只要这些故事不是用袁春晖的真实姓名来写,作为一般文艺作品,应持有宽容的态度。袁春晖的子女和儿孙们听到见到后也大可不必在意,因为这些事与历史事实完全无关。

聂耳的初恋,是发生在18岁左右时的事情,共计三年左右,当时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到上海工作后,思想才逐步成熟。后期他与袁春晖通信减少了,工作忙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是否也曾想到身为一个男子汉,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无法帮助心爱的人实现理想不说,还要让她为自己参加革命天天提心吊胆而有所后退呢?这只能由后人去猜想了。

一篇回忆录

下面我读一下1980年8月12日袁春晖回忆聂耳的一页手稿:

过去他常唤我“小三晖”,我就叫他“小四狗”。在他离开我以后,第一次在我生日他送过我一支(个)皮玩具叫“小四狗”。他说让“小四狗”永远伴着他的“小三晖”,我很珍贵地留着。不幸的是被日本的炸弹把我心爱的“小四狗”夺去了。

我在1927年的一个秋天认识了聂守信,他生于1912年2月14日(应为“2月15日”),我生于1913年1月9日。我们因为都爱好音乐,因此感情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我们常常悄悄地两个人跑到西郊(现在的西坝)去玩,过去那里有一丘一丘种着玫瑰花的地,我们就把它取名玫瑰田。初初我们在玩的时候,路很窄,路旁还长满了粘人草,后来才慢慢开(通)了马路盖了房。

聂耳这名字是他去上海以后参加了明月歌舞团(上海明月歌剧社)时改的。

每次我和他去玩的时候,他听见鸟叫声、水流声、划船声、蝉叫声等,都要用“1、2、3、4、5、6、7”把它谱出来。回想这些,我认为就是他能成为一个音乐家的萌芽阶段。

他的一句话是很让我佩服的,就是他说他要用音乐为政治服务。他的话不是证实了吗?他的《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后来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新女性》等歌曲,不都是这样的内容吗?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所谈的都是他作歌曲喊我唱。我们都希望这一生就这样配合下去,努力下去!不幸他那么早,不满24岁就离开人间!我呢现在还在,但已成为废物!日本的海水夺去了我的“真四狗”!日本的炸弹夺去了我的“皮四狗”(他送我的)!至今遗恨难消!

分手与失恋,对任何人的打击都是很大的,但聂耳在挫折面前不悲观失望,能继续满腔热忱投身音乐事业,为民族呐喊,以大“我”战胜小“我”,没有迷失在花前月下也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作为一个天才,他创造了音乐奇迹,把反法西斯的战歌献给了人类;作为一个革命者,他走在时代的前列,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祖国;作为一个青年,他不断超越自己,和古今中外的伟人一样,永远值得人们敬仰!  (本文配图均由崎松提供)

编辑:刘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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