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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梦碎
——聂耳参加学生军
[ 玉溪网   发布时间:2021-07-26   进入社区    来源:玉溪日报 ]


1928年11月底,聂耳参加学生军来到湖南。后部队遣散,又到广州报考广东戏剧研究所。这是聂耳(右)在广州时与友人的合影。


聂耳报考广东戏剧研究所收到的录取通知。

□  崎松

1928年的冬天,聂耳进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师”)读书已经是第三个学期了。当时云南的政局动荡不安,反革命势力很猖獗,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之下,学生运动受到了压制。聂耳的思想十分苦闷,因此产生了到外省去探索真理,寻求出路的想法。

秘密报名

就在1928年11月,驻扎在湖南省郴州的滇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为了补充新兵,以招收学生军为名到昆明招兵。报名地点设在顺城街一个客栈里。云南人都知道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是云南省峨山县人。由于范石生反对蒋介石,又与红军有过联系,所以当时的进步青年和学生们都认为十六军是一支有革命倾向的部队,于是报考学生军的人很多,几天之内就达到了200余人。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建立革命武装,也正在开展“士兵运动”,其目的主要是对国民党的军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策动哗变,把军阀武装和地主武装变成革命武装。聂耳想到,十六军是一支滇军部队,绝大多数人是云南子弟,自己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是个有利条件,而且军长范石生就是他外婆的家乡峨山县人。如果不成功,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外出,另谋出路。于是,他把个人想法向共青团组织作了汇报。在得到中共地下党领导同志的同意后,他和团小组长郭耀辰、共产党员胡受之等3个人一起到顺城街报了名。

经过考试和体格检查,聂耳被录取了;郭耀辰因近视眼被淘汰;胡受之也被录取了,但因被家里人发现,坚决不许他去从军,受到阻拦不能成行。聂耳知道如果这件事让母亲得知,也是绝对不会让他去的,所以他没有和家里的任何人讲。就是在省师的同学中,除了比较亲近的邓象涟之外,对其他人也是绝对保密的。

1928年11月30日清晨,他和昆明招收的学生军一起,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出发,第二天到达河口,第三天到了越南的海防。12月4日搭上“顺康号”大轮船,于6日到达香港的海面,在船上过了一夜,7日换乘广西“大沧号”轮船开往广州,又经过韶州、归头和乐昌等地,绕了一个大圈,终于在12月10日到达了十六军的驻地——湖南郴州。由于当时云南没有通往湖南的公路,所以只有绕道而行。

经过两天整编之后,学生军都被编入了新兵队里。每人发了一套制服、一顶军帽,还有油布、皮带等。从此,聂耳开始了他的新兵生活。

摆脱新兵队

新兵队里,绝大部分人都是云南老乡,讲起话来非常亲切。见学生军又来一批故乡人,大家互相问长问短,有的人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但是时间已进入严冬,铺盖和衣服都十分单薄,每天的饭菜也不够吃,有时不得不到厨房去抢锅巴吃。抢饭的动作慢一点,就常常挨饿。所有士兵都脸色灰黄,营养不良。每天出操时,动作慢的人都要受到教官惩罚和责骂。队里开小差逃跑的士兵天天都有,被抓住的人不是活活打死也要打成残废。除上述情况外,每天还安排时间搞“清共”活动。到了这个时候,聂耳才明白自己完全上当受骗了。很明显,军方借收学生军为名补充新兵,为他们卖命。这个军队,根本不是聂耳所想象的革命队伍,要开展“士兵运动”根本没有条件。士兵里还有“暗探”,是很难防范的。

新兵是不能当下去了,理想也破灭了。逃跑吧,只有死路一条,他唯一的路只有想办法摆脱新兵队。

他先是打算找范石生军长谈话,但范军长早就下了命令,所有来的新兵,都不允许去见他。恰好新兵队是住在当地宪兵队里,宪兵队队长是玉溪同乡毛本芳,在参加玉溪青年改进会活动时,聂耳曾遇见过他。还有另一个分队长叫张树义,是这次同来当兵的学生赵江的同学。还有两位玉溪老乡,一个叫柳恒操,一个叫冯元庆,他们都是低级军官,对聂耳的出路问题都十分关心。经过这些人的奔走和疏通,总算于1928年12月26日,把聂耳调离了新兵队。调到了十六军137团六连任文书上士,这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小职务。每月有16元工资,伙食费不够交的部分,由连长按月给点补贴。

到了这个时候,聂耳才在信里把他在部队的真实情况告诉了家中:“什么军事学校,完全是安慰家庭的话,简直就是来当新兵。”“我从滇省带来的三元法币,到郴州就没有了。我没有什么嗜好,一天只用吃两顿饭就满足了,也用不着什么钱。请妈妈不必担心,决不要汇钱给我。”信上还说,他当文书上士,也仅是权宜之计,待有机会时,他会自谋出路。“你们不要以为我消极,我并不消极的,我的英勇,我的热血,还是继续沸腾着,决意向光明的前途走去。”

后来,他给部队写了申请,要求请长假到上海报考公费学校,上面没有批。不久,十六军军官团缩编、编遣,聂耳通过同乡,终于见到了范石生军长。谈了几次话后,范军长对聂耳有了好感,接受了他本人的要求,同意保送他和别的军官一起到黄埔军校去学习。

军校戏校都成空

1929年3月28日,聂耳和十六军军官团的全体学员一起,经过六天的长途旅行后,到达了繁华的广州市,住进了军官学校。因为这所学校的性质决定,只能收容此次在职编遣的军官。聂耳虽然得到范石生的保送,因他本人不是军官,所以未被接纳。只能作为遣散人员处理,发给他75元的遣散费,让他离开军校。4月9日,聂耳由军校搬入了广州市的一家旅社住下,作下一步的打算。

左右为难之际,他在报上看到一个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艺术学校招考公费生。于是他到学校作了解,教育长告诉他学校很注重艺术理论学习,并鼓吹学校各方面都很好。聂耳立即现场报名,当场考试,他被录取了。第二天,聂耳用所得的遣散费买了一些日用品后,就住进学校准备长期学习。没有想到,学校要培养唱粤剧和京剧的演员,所谓学习艺术理论是指京剧和广戏的锣鼓、丝弦等。这些根本就不是聂耳的志愿,于是他马上搬回了旅社,决定回昆明。

问题是遣散费已经用来买东西花光了,回家的路费没有了。才满17岁的聂耳,远离故乡和亲人,一个人住在旅社里,前进不能,后退又无路,他哭了!只有在泪水中向母亲写信,希望家里设法筹措路费让他归家。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给家里的信才寄出去,一位同乡的遣散军官阮守诚和聂耳住进了同一家旅社。他们碰面后,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分外亲切。阮守诚得知聂耳的处境后,安慰他说:“你别急,你在这里等家里汇路费来,几天内是汇不来的。我明天就回昆明了,我们一块走吧。我还剩点钱,可以借给你20元法币,够用到昆明了,到家后再还给我。”聂耳十分感动,紧紧地握着阮守诚的手说:“谢谢你了,阮教官!”第二天,聂耳结清了旅社的账后,与阮守诚离开广州共同向昆明出发。

回到温暖的家

1929年5月6日下午,聂叙伦吃过晚饭以后,正在楼上的走廊里休息,突然见一个健壮的青年人头戴一顶鸭舌帽,身穿浅色的列宁装,脚穿一双帆布鞋,手提一只旧皮箱向家里走来。他有点看不清人脸,就大声问:“你找谁?”聂耳抬起头来,见到三哥,立即把皮箱放下,快步走到三哥面前,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着他说:“三哥,是我!你怎么认不出我了?”顿时,滚滚的热泪从他的眼角里流了出来。直到这时,聂叙伦才看出这是他望眼欲穿的四弟回来了。

彭寂宽正在做针线活,听见聂耳的叫声后,急忙放下针线。见聂耳已经走进门来,她一把抓住他的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会儿,十分激动地说:“守信,你真的回来了,妈妈盼你归来,眼睛都盼穿了。”说着,便伤心地哭起来。聂耳赶快把母亲扶到椅子上坐下,安慰她说:“妈妈,你别难过,我今后不会再去别的地方了,要永远留在你身边,侍奉你一辈子!”彭寂宽满意地点点头。

聂耳回到昆明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关心他的亲朋好友都纷纷到家里来看望他。大家还为他举行了欢迎晚会,在家里表演各种文艺节目。几天之后,聂耳又回到了省师继续读书。

从1928年11月30日离开昆明,到1929年5月6日返回家中,这半年时间,对聂耳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他说:“虽然理想是直线的,事实是曲线的,但我还要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继续勇往直前地走下去,决不会因遇到困难和挫折而停止。”(本文配图均为崎松提供)

编辑:刘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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