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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使”的抗争
——聂耳退出明月歌剧社
[ 玉溪网   发布时间:2021-08-31   进入社区    来源:玉溪日报 ]


聂耳(中)与他的小提琴老师王人艺(右)合影。


聂耳的小提琴教师——意大利人普杜什卡。


聂耳以“黑天使”笔名为《电影画报》题词。

□  崎松

聂耳是一个正直而勇敢的热血青年,他追求和热爱真理,认为真理是在同错误的斗争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他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后,只能按公司的计划、老板的要求从事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歌舞演出和音乐伴奏。聂耳对周围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轻歌曼舞感到厌恶,对于充斥社会的靡靡之音也怀有反感。

一贫如洗

才进明月歌剧社几个月,和聂耳朝夕相处的“小老师”王人艺就离开上海到北平去了,这使大家感到很难过。他是乐队的小提琴“一把手”,又是指导聂耳练琴的老师。几个月来,他们情同手足、互相关照,建立了友谊。聂耳想挽留他,但王人艺觉得如果与公司签订合同后,会把自己有限的光阴消耗于无益,待遇又不公平,收入太少,不能请教师进行专门学习,于是他决定趁年轻到北平深造。

1931年9月5日,黎锦晖代表明月歌剧社与联华影业公司签订了协议,之后队员们又与社里签订协议书。聂耳的薪水每月定为25元,是乐队中最低的。宣布以后,大家都觉得不合理,有的人与聂耳同时考进社里,业务水平不高,却被定为月工资40元。大家不知道领导定薪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但也了了一个心愿,今后总算是“联华”的职员了。

王人艺离开上海赴北平之前,就把自己原来求教的外籍教师普杜什卡介绍给聂耳,让他去那里学琴。普杜什卡住在上海汇山北路,他到上海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已有多年,平时,他只收外籍学员,但对有志求学的中国青年也表示欢迎。

普杜什卡严肃的面孔上,留着胡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聂耳找到他后,他热情地问了一些基本情况,接着让聂耳随便拉点练习曲让他听听。当即,他就纠正聂耳的手指、弓法和姿势。最后约定,每周星期六中午一点去学琴一次,每次交学费3元。

拜师学琴对聂耳来讲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学费每周3元,一个月要支出12元,而且还要买一些琴弦、音乐书籍和练习曲谱等。最低生活费是必须保证的。月底,他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只好去当衣物。秋末的上海,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总不能穿件单衣过冬呀!

11月初的一天,上课时间又到了,离发工资还差半个月,哪来的学费呢?他下决心去找公司总经理罗明佑借点钱,以便继续学习,提高技术水平。但被罗明佑冷笑着拒绝了,聂耳在日记里写道:“做了一件素来所讨厌、所鄙视的事——向资本家乞怜。资本家那副铁铸的面孔,算是今天真的看清了。”

由于衣单受寒,聂耳感冒了,头痛得厉害,又咳嗽又流清鼻涕,几个朋友都劝他休息暂停练琴。但聂耳照例坚持6点钟起来,进行“体育疗法”锻炼,跳出一身大汗,接着又练习小提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初会田汉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日军占领东三省后,1932年1月28日,又对上海发动了武装进攻。南京政府下令将坚持抗日的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只是由于命令迟滞,十九路军官兵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抗敌,击毙敌军万余人。最后,因寡不敌众,被迫于3月1日撤退,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在中日交战期间,聂耳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活动。联华影业公司摄影队到炮声隆隆的战地拍摄新闻片,聂耳几次要求同去被拒绝后,他一个人还冒险到战地拍摄了日本的军舰和飞机,留下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略中国的铁证。

1932年4月,聂耳专访左翼电影工作者周伯勋,两人就音乐、电影、戏剧创作交换意见。经周伯勋介绍,聂耳第一次会见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田汉。聂耳向田汉谈了自己的简历和思想,他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与消沉深为不满,决心把自己的青春和才能贡献给党。这次谈话,田汉从思想上给了聂耳不少的鼓励,加强了聂耳与靡靡之音作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激起了上海进步文化界的强烈愤慨。1932年2月3日,鲁迅、茅盾、冯雪峰等43人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2月7日,鲁迅等129名爱国人士又签名发表了《为日本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揭露反动派的种种欺骗舆论。1932年后,聂耳加强了和许多左翼电影工作者的联系,同时,也注意与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合作,这为他今后进入党领导下的电影摄制部门,进行电影音乐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联华影业公司一批著名导演、演员、编导等都成了聂耳的好友,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换创作意见,无所不谈。

口诛笔伐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统治下,到处充斥着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黄色电影歌曲泛滥成灾,甚至编进了学校教材,毒害和麻醉了无数的青少年和儿童,国民党的文痞还提出了种种奇谈怪论,说什么“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给心灵坐的沙发椅”等。

聂耳当时所在的明月歌剧社老板黎锦晖,为了迎合一部分小市民的情趣与爱好,演出了自己创作的一些不健康的歌舞,如《毛毛雨》《桃花江》等,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还有《芭蕉叶上诗》,描写青年男女之间争风吃醋的故事,显得非常荒唐和无聊。这些演出多次引起群众的不满,台下有的观众起哄,大声叫嚷要求退票。

1932年5月,黎锦晖又把队伍从上海带到武汉演出。为了保证经济收入,他每天从下午1点到晚上9点安排四场演出,把演出人员搞得筋疲力尽,不仅演出效果差,演员嗓子也唱坏了,布景服装又破又难看,问题成堆,遭到與论界的严肃批评。作为乐队成员之一,聂耳面对这些问题深感痛心,讨厌这种不死不活的生活。

从武汉回到上海,聂耳和两个知心朋友交谈后,便以“黑天使”笔名写了《中国歌舞短论》《下流》《和〈人道〉的编导者的对话》《评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等批评文章,发表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在《中国歌舞短论》一文中,聂耳写道:

说到中国的歌舞,不免想起创办这玩意儿的鼻祖黎锦晖,不怕苦,带领一班红男绿女东奔西跑,国内国外,显了十几年的软功夫……

亲爱的创办歌舞的鼻祖哟,你不要以为你有反封建的意识便以为满足!你不听见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

聂耳的这篇文章,是一篇短论,更是一篇杂文,也可以说是一首散文诗,通篇充满着战斗的激情和生活的哲理,不仅指出了黎锦晖音乐歌舞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聂耳写这些文字,绝不是出于私人成见,完全是为了时代和群众的需要。

丢掉“饭碗”

“黑天使”的几篇文章在明月歌剧社引起了轩然大波。起初,他们不知道文章是谁写的,黎锦晖让他兄弟黎锦光写信去杂志社质问“黑天使”。

聂耳得知后,干脆利落地对黎锦光讲:“不要麻烦了,请把信交给我,我就是‘黑天使’。”黎锦光听了很恼火,主持召开了剧社全体成员大会,不要聂耳参加,讨论“黑天使”问题。在他的煽动下,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大骂聂耳吃里扒外、忘恩负义等等。第二天黎锦晖又找聂耳个别谈话,责难说:“你既然吃我的饭,就不应该骂我。”聂耳说:“我何尝是骂你,我不过希望你改变改变作风罢了。难道你丝毫没有感觉到时代已经不同,靡靡之音已经没有生命了吗?”

到了这种地步,聂耳只好以养病为由,离开了明月歌剧社,离开了上海,于1932年8月11日到了北平,开始投入新的生活。

对于这场斗争,聂耳当时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对我不大满时,我实在有一走的必要。因为这样的鬼混下去,精神上是会痛苦的”。“我是一个革命者,在这样的生活中,已经是该打屁股”。为了与靡靡之音作斗争,聂耳不怕丢掉自己的“饭碗”。

本来,黎锦晖是聂耳的老上司,又是当时音乐界的权威人士,在发表评论文章之前,聂耳也找他提过意见,希望他能改变立场,停止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再搞靡靡之音的歌舞来麻醉青年。但黎锦晖当时根本听不进去,嘴上说他有他的难处,实际上是根本看不起一个学员对自己说三道四。在资产阶级的音乐家看来,唱歌、跳舞这是一种艺术,把它与亡国连在一起完全是一种“笑话”,他们说“音乐如果可以救国,飞机大炮都没有用武之地了。”

聂耳深知自己得到一个音乐“饭碗”来之不易,但为了坚持真理,在二者之间不能并存时,他选择了真理,他像暴风雨中的海燕一样,迎着大风大浪不断飞翔!

(本文配图均为崎松提供)

编辑:刘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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