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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圈的斗争
——聂耳在联华影业公司
[ 玉溪网   发布时间:2021-10-18   进入社区    来源:玉溪日报 ]


1933年,聂耳在影片《城市之夜》里扮演小提琴手。


1933年,聂耳(右)在影片《母性之光》里成
功扮演黑人矿工后与演员黎灼灼交流表演体会。

□  崎松

为了贯彻执行好党的电影运动方针,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33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会议选举夏衍、田汉、洪深、聂耳、蔡楚生、孙瑜、卜万苍等人担任执行委员,由夏衍、聂耳、沈西苓分别负责文学部、组织部、宣传部的领导工作。

聪慧与多才

1933年2月,有了工资,聂耳在上海市霞飞路租了一间小屋子。当时聂耳身兼数职,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元,总是入不敷出。他不得不另外忙着写剧本、写文章、当演员、教小提琴等,搞一点收入来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

有一天,电影《除夕》在拍摄时,有个情节需要演员陈燕燕和周璇表演一段因生活所迫,不得不一起投江自杀的镜头,但反复了几次,演员总是酝酿不出悲愤绝望的情感。此时,聂耳突然想出了用音乐来感染演员的办法,于是他在场地上拉起悲凉的小提琴,演奏的曲调是他自己现编的。一时间,哀怨悲惨的气氛顿时笼罩了整个拍摄现场,在那悲痛欲绝的琴声强烈感染之下,两个演员很快进入了角色。只见他们木立着,痴呆的目光绝望地看着曾经给他们带来过少许温暖的家,泪如泉涌,无言地在控诉着那黑暗的社会。瞬间,他们就像失去理智一样,冲向了江边,一同投进了滔滔的江水中。待镜头拍完之后,陈燕燕还静静地坐在雪地上,动情地流泪不止。为此,导演和演员都对聂耳十分感激,更钦佩他的聪慧与多才。

1933年夏天,田汉编剧的电影《母性之光》由联华影业公司开拍,卜万苍担任导演,聂耳负责作曲。于是他创作了第一首电影歌曲《开矿歌》,这首电影歌曲,在影片上映后,反响强烈,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好评。新中国成立后,由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评价了这部作品:“这里,唱出了阶级矛盾,也唱出了工人的团结和他们的革命向往。聂耳以蓬勃的朝气、激昂的旋律,出色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精神气质。在影片中,歌曲配合着南洋矿工的劳动画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矿歌》开创了我国20世纪30年代革命电影歌曲的先声。”这个评价,完全是实事求是的。

同时,也是在《母性之光》这部电影里,聂耳还客串了一个黑人矿工的角色。演这个矿工时,要用颜料把全身涂得漆黑。这样一种苦差事,当时没有一个演员愿意干。为这部影片担任场记和作曲的聂耳,主动担任了这个角色,并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和出色的表演,成功地塑造了工人阶级的银幕形象。演出结束后,许多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向他表示了祝贺。

担子太重了

很快,聂耳在上海电影圈成了一个大红大紫的人物,身上承担的担子更重了,工作也更繁忙了。他除了负责“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剧联”音乐小组的工作之外,大家又把他选为“联华航捐会执行委员”“话剧剧本起草委员”“联华影业公司音乐股主任”“联华一厂俱乐部执行委员兼秘书”“电影界游艺会筹备委员”“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发起人”等。本职工作很杂,又加上无数的社会工作,使他消瘦了不少,身体比以前差多了。终于,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拍摄《人生》这部影片的外景时,聂耳当场昏倒在地。同事们马上把他送到了上海仁济医院抢救治疗,经医生检查,诊断为脑出血。医院让聂耳不要轻视这种病,要住院医治。他在医院里住了7天,每天都有同事和朋友去看望他、关心他。由于聂耳是在工作中昏倒的,所以住院费由联华影业公司负担。

出院后,医生建议他要休息一段时间才能去工作。聂耳请病假一个月,厂方停发工资,没有办法,他只休息了半个月就去上班了。

自从日军入侵,华北地区的榆关失守后,北平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于伶、陆万美等左翼组织负责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都来看望了聂耳。过去一起战斗的战友重逢,大家心里都非常高兴。

尖锐的斗争

当时,要在联华影业公司拍摄进步电影,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充满了尖锐的斗争。在1933年初,公司总经理、资本家罗明佑提出了“挽救国片,宣传国粹,提倡国业,服务国家”的所谓“四国主义”制片口号,并拟定了一批摄制“国粹”片的计划。这个口号提出后,遭到了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强烈抵制。剧作家阳翰笙撰文批判说,联华的“四国主义”,其实质是“死国主义”和“锁国主义”。

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联华影业公司职工工会组织性质的“联华同人会”,以聂耳为首,团结广大群众,与资方反动的“四国主义”作斗争。1933年4月29日,罗明佑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宣布取消了“四国主义”,宣布重新恢复联华“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制片方向。

这一时期,地下党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仅1933年内,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就达11部之多,有《三个摩登女性》《如此英雄》《天明》《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除夕》《清白》《母性之光》《小玩意》《风》和《出路》等。这些片子,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进步电影。聂耳先后在《城市之夜》《小玩意》及后来拍摄的《体育皇后》《渔光曲》等影片中,扮演过账房先生、小提琴手、卖油炸臭豆腐的小商贩、体育运动会上的医生、船夫等各种角色,可见他的确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通过革命斗争和艺术实践的锻炼,聂耳的确比过去成熟多了。因此,他才总结出了“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这段至理名言。

吓坏反动派

左翼电影的成功摄制及放映,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吓坏了国民党统治当局。他们把这些进步电影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非拔出不可。

开初,反动派为控制电影业,成立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电影年鉴编辑委员会”,为扼杀进步电影制造反动谬论。接着又自办电影公司,拍摄反动电影,与左翼电影争夺观众,同时成立了“电影检查委员会”和“剧本审查委员会”,千方百计迫害进步电影。

1933年11月12日上午,国民党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在上海统治当局的指使下,竟然派出30多个匪徒,突然闯进艺华影业公司摄影场内,把所有办公室砸毁。还留下传单,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暴徒们打砸之后集体列队而去时宣称:“目的是给公司一个警告,如不改变方针,今后准备用更激烈的手段对付。”“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的警告信还散发到上海各影院,扬言:“对于田汉、沈瑞先、卜万苍、胡萍、金焰等人所导演、编剧、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

在捣毁了艺华影业公司之后,这些国民党特务又接二连三地砸毁了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店及承印《中国论坛》的一家印刷所等,犯下了一系列暴力罪行。

聂耳是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的主要骨干,又是“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常委兼秘书长,加上他经常率领联华影业公司同人会(工会)和以罗明佑为代表的右翼资方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资本家对聂耳早已十分仇视。于是,联华影业公司趁着这次国民党蓝衣社的暴徒捣毁艺华影业公司之机,狐假虎威,于1934年1月24日,以聂耳生病需休养身体为由,将他解雇了。

联华影业公司同人会的同事们对资方无理解雇聂耳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后,马上向资本家提出强烈抗议;但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资本家完全可以为所欲为,还是不让聂耳回厂工作。

为了参加革命活动,聂耳又一次失业了。

(本文配图均为崎松提供)

编辑:刘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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