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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画卷中的玉溪之子(一)
[ 玉溪网   发布时间:2011-10-10   进入社区    来源: ]

 

同盟会云南支部在日本创办的《云南》杂志。

云南“新军”在训练射击

范石生

郑开文

谢汝翼

唐淮源

李鸿祥

罗佩金

金汉鼎

  编者按:

  在全国各地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不由回首身边那一群顶天立地、令玉溪人为之骄傲的民国将军。

  可以自豪地说,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郑开文、范石生、金汉鼎、唐淮源等玉溪之子,在辛亥革命和援川战役中初建战功,显示出了他们出众的军事素养和领导才华,一个个成为赫赫有名的滇军干将,他们在后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与中国革命的命运发生了微妙而紧密的联系,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对推动云南乃至中国历史的进步贡献了一份力量。

  由此,作为玉溪人的我们,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方面为眼前这块深厚而多彩的大地而自豪,更为从这块大地上曾经走出了这样多杰出的辛亥革命元勋而自豪。因为我们与他们是同乡人,我们的豪迈之气和精神力量也随之在玉溪大地上不断积蓄和提升。

  玉溪人民永远的骄傲!

  从今天起,《玉溪日报》将陆续刊发云南通海籍作家杨杨撰写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别报道《辛亥革命画卷中的玉溪之子》,敬请广大读者阅读。

  □ 杨杨

  当我们用想像的力量把时间推移到一百年前,就能看到一幅巨大的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里面充满了丰富繁杂的史实、场景和人物。

  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这幅画卷中,出现了众多的玉溪之子,他们是李鸿祥(红塔区人)、谢汝翼(红塔区人)、罗佩金(澄江人)、郑开文(通海人)、杜韩甫(峨山人)、杨浚川(红塔区人)、罗树昌(通海人)、金汉鼎(江川人)、唐淮源(江川人)、鲁子材(江川人)、郭运昌(红塔区人)……他们在云南辛亥重九起义中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并肩战斗、英勇无畏,是这次旧民主革命行动的重要领导人、先驱者和中坚力量。

  这场发生在昆明的辛亥重九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史上和海内外具有很大的影响。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说:“云南是辛亥初年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但大家还少知道,那里有一批人不声不响、埋头培植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这些事实,也许可以算是辛亥革命发展中很有兴味的一段史料吧。”

  在这些不声不响、埋头工作的革命者中,就有许多玉溪之子,他们在这场推翻封建帝制的伟大斗争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和深深的足迹,让我们至今翻开史书,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爱国热情、民族自尊心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玉溪学子东渡日本求学

  清代末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设立新学,下令各省选送留日、留美学生。从1903年至1905年,云南青年被选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师范、法政、实业的学生达130余人,其中27人先后进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在这批学武的留学生中,玉溪籍的有罗佩金(澄江人)、李鸿祥(红塔区人)、谢汝翼(红塔区人)、郑开文(通海人)、杜韩甫(峨山人)、刘法坤(易门人)、杨发源(红塔区人)、冯家骢(红塔区人)、严仲良(红塔区人)等,他们与本省的李根源、唐继尧、顾品珍和湖南的蔡锷、四川的熊克武一起,远涉重洋,乘风破浪,东渡日本留学,在异国他乡成了同窗好友。

  当时的东京振武学校,是一所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中国留学生到了东京后,先在振武学校学习,毕业后进部队见习,之后再正式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培养陆军军官的中级学校,除了日语、史地、数学、理化、生理等课程之外,还要学习战术学、筑城学、地形学、战史等十多门军事专业学科。云南学子面对这些新鲜的课程非常用功,特别是26岁的罗佩金,各学科都取得了优异成绩,与杨振鸿一起被誉为“滇南两条好汉”。毕业时,明治天皇亲自来到这所学校,向这些来自中国云南的留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成为同盟会的早期会员

  1905年6月,孙中山先生从欧洲来到日本东京,把“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等革命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当时,云南的5位学子参与了筹备,罗佩金还率先与李根源等人成立了同盟会的云南支部,创办《云南》杂志,宣传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号召人民建设家乡的“新思想”。当时,大家准备推举罗佩金为云南支部长,但罗佩金推辞说:“我是军人,我的责任在于学成归国后,去掌握兵权并实行革命的军事行动,支部长不适宜由我来担任。”李根源和赵伸只好根据罗佩金的意见,联名推荐吕志伊担任云南支部长。但有关云南支部大事小事,罗佩金都积极参与策划和行动。因此,云南支部的活动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孙中山先生为此专门接见了这群云南学子,并为《云南》杂志题词。谢汝翼等玉溪学子经常参加同盟会的集会,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多次演讲,对孙中山所讲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政治纲领,以及“君主立宪好比马车,民主共和犹如火车,必须抛去马车乘火车,国家才能进步”的主张,非常赞同。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郑开文等玉溪学子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民主思想的影响,先后加入同盟会,成了该组织的早期会员。

  1908年5月,孙中山先生派黄兴到云南河口发动武装起义。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玉溪学子杜韩甫与云南留日学生李根源、杨振鸿、赵伸等人倡议成立“云南独立会”,以响应河口起义。这个倡议得到了众多海外青年学子的支持,他们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宣告云南独立于天下,与清王朝脱离关系,声称“绝对不受清廷支配,也绝对不受他国之干涉”。参加这个大会的留日学生及日本友好人士近万人,他们纷纷发表演说,痛斥清政府对内专制,对外投降的腐朽卖国政策。会后,同盟会云南支部派杜韩甫、杨振鸿、黄毓英等人携带捐款数千元,赶赴河口,支援起义。事实说明,河口起义为满清政府敲响了丧钟,为几年之后的辛亥武昌首义和昆明重九起义吹响了胜利的前奏。不仅惊动了满清王朝,也鼓舞了孙中山先生和全体革命党人。但几天之后,当杜韩甫等人来到香港,他们却听到了河口起义不幸失败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同学返回日本继续留学,一部分跟着杜韩甫、杨振鸿到了新加坡,找到了孙中山先生,请示了他们计划在滇西继续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此后,杜韩甫、杨振鸿、黄毓英回到云南保山、腾冲,那里随后也响起了如同河口起义一样的枪声。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里当教官

  19世纪末,在风雨中飘摇的满清政府,为了挽救腐朽统治,曾掀起“洋务运动”,推行“新政”。其中最重视的一项是仿照西法编练“新军”。由于云南地处边陲,英、法两个殖民帝国已把贪婪的目光分别从缅甸和越南投射过来,企图早日把云南占为己有。特别是随着法国人占领了安南(河内)之后,在越南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殖民统治机构——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统治着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云南的边境局势随之一年比一年紧张。云南就在这个时期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国防地带之一。因此,清朝统治者就把第一批“新军”建立在云南。

  从1903年到1909年,云南新军编练为一镇(相当于师),即陆军十九镇,计有官兵10977名,下设37、38两协(相当于旅)。每协设两标(相当于团),即步兵第73标、74标、75标、76标。标下设营,即炮兵1营、骑兵1营、工兵1营、辎重兵1营、重机枪1营。营下设左、右、前、后队(相当于连),队下设排(称为哨官),排下设棚(相当于班)。另有宪兵1队、军乐1部。这种军事力量,当时在西南各省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培养大批新型军官,以适应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云贵总督沈秉堃和锡良于1906年两次奏请清政府,获准创办一所新型的陆军学堂,即云南陆军讲武堂。1907年,李根源从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后被电调回滇,投入了筹备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工作。这是讲武堂历史上值得记忆的一个重要细节:一大批留日士官学校的进步学生,被李根源吸纳进了讲武堂,玉溪籍的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郑开文等人与唐继尧、顾品珍、李烈钧、叶成林等人,一起成为这所军校里最优秀的教官。

  编辑: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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