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生命中的最后5年，是在上海度过的，郑易里既是他的长辈，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给予聂耳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学习上的督促、思想上的及时点拨、经济上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为聂耳挖掘自己的音乐天赋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易里就是那个站在聂耳身后不断督促、鼓励和推动他前进的人，聂耳年轻的生命因此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一天，聂耳在郑易里家吹口琴，郑易里听他吹得很好听，就问他复音是怎么吹出来的。聂耳说：“我从前也很奇怪，总以为人家的口琴好、构造复杂，自己的口琴不好、构造简单，实际上才好笑呢，其实就是舌头的作用呀！在没有买书看以前，总不知道嘴里还有一个舌头，看了书以后，才奇怪自己怎么这么笨，吃饭咬痛了舌头，还嫌舌头在嘴里绞呢。”他们二人讨论着，由“舌头的发现”推理到其他，认为只要努力学习，还可以发现不少能力。郑易里鼓励他说：“在音乐上，你没有发现出来的能力一定还很多，比如歌曲。你既然不满意黎锦晖，可想见你已经具有一种潜能，这种潜能已在你心中发芽，使你对歌曲怀有新的要求，你不妨找本书看看，练习一下。”郑易里的一番话，让聂耳大受启发，如同打开了一扇射入阳光的天窗，让自己看到了努力的方向。聂耳马上就找了与作曲有关的书来看，练习作曲。自此，聂耳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干得越来越顺手，才几个月的功夫，就从场记做到音乐股主任，还为电影《母性之光》创作了插曲《开矿歌》。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电影歌曲，受到导演和观众好评，聂耳的音乐天赋开始放出异彩。

不久，公司派他为影片《渔光曲》配乐。聂耳便跟着导演蔡楚生到宁波石浦拍外景。不巧聂耳生起病来，嗓子肿痛，发着高烧，连吃饭喝水都难以下咽，找当地的中医、西医都看过，从公司借出两个月的工资都花掉了，不但不见效，反而越来越重。他只得跟导演请了假，勉强支撑着病体回到上海。因为没钱，不敢去医院看病，只在红十字会花两毛钱挂号，配了点漱口水来消肿。生病期间，聂耳回想在上海的几年，不仅没有取得什么成就，还病成这个样子，不觉伤心地哭了起来。郑易里计算着日子，觉得聂耳该回上海了，就去霞飞路看望他，进门一看，聂耳骨瘦如柴地躺在床上，正在哭泣。聂耳一看七叔郑易里来了，心里高兴极了，勉强用手势比画着，向郑易里解释自己的病情。郑易里仔细察看他的喉咙，发现不过是扁桃体发炎罢了，就给他吃家乡有名的“阮氏上清丸”。没想到，聂耳连吃4天之后，病就痊愈了。

聂耳大病一场，预支了两三个月的工资，还耽误了一个月的工作，他觉得该好好静下心来干一场才是，便开始进行音乐创作。聂耳完成了《渔光曲》的配乐后，又为话剧《饥饿线》创作插曲《饥寒交迫之歌》，为女报童“小毛头”创作儿童歌曲《卖报歌》……从那以后，聂耳的音乐创作便一发不可收。

从1934年4月1日至1935年赴日，聂耳与任光、安娥一起组织出版了一大批进步歌曲唱片，并为多部进步影片录音配乐。为影片《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在1949年9月27日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后又确定为国歌。

聂耳一生中的创作，绝大部分都是在1933年到1935年之间完成的。这期间，正是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进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期，聂耳始终站在革命的前列。他创作的歌曲，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民族的怒吼，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聂耳的革命活动，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遭到反动派的追捕。聂耳以找在日本做生意的三哥为名，决定去日本学习和考察。恰好当时他的好友张天虚也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捕准备赴日，于是他俩决定结伴前往日本。当时，孙师毅、贺绿汀、赵丹、唐纳、袁牧之等人冒着危险，特意在扬子舞厅为聂耳开了送别会。

1935年4月15日清晨，聂耳从公平路的汇山码头登上了日本轮船“长崎丸”。临走前，聂耳将自己暂时不用的物品，包括日记、来往信件、照片等都寄放在自己最信任、最亲近的长辈郑易里处。郑易里曾留学日本，对日本的情况比较熟悉，便细细地嘱咐聂耳到日本应该注意的事项，还特别告诉他要想进步，必须制定目标和循序渐进的学习计划，这样才能有收获。他俩谁也不会想到，这次分别竟成永别。20世纪50年代末，郑易里将这些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提供给《聂耳》电影编剧。一直到今天，这些遗物都是研究聂耳的重要资料。

1935年4月16日下午1点10分，聂耳到了长崎，4月17日下午3点到神户，夜晚10点坐火车去了东京。聂耳在7月15日的日记中制定了四个“三月计划”。

第一个“三月计划”是“学习日语，熟悉环境”。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按照目前说日本话的程度，已是超过意料之外”，他自己很满意。

第二个“三月计划”是“培养读书能力”，同时加紧“音乐技术的修养”。他在日记中写道：“快快找到先生，钢琴继续练起来，和声学开始学起来，这样便宜的生活费、学费，不抓紧努力等几时。”

第三个“三月计划”是翻译试作，作曲（唱歌、乐剧）。

第四个“三月计划”是除继续第三个计划外，还要学习俄文，整理作品，做旅欧准备。

聂耳到日本三个月后，他在7月16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为第一个‘三月计划’期满之日，将过去三月工作做一检讨，大概得下面的结论：一、日语会话和看书能力的确是进步了。二、音乐方面因听和看的机会多，便忽略了自己技术的修养，三个月来没有摸过一下钢琴，实在是莫大的损失。三、提琴练习时间比离国前那一向多。这倒是好现象，但始终是不够，没有先生是主要原因。四、没有作曲的原因是‘欺人自欺’的自觉。‘尔为什么到日本来’。五、中文程度的重新清算，有相当的效果。明天开始新计划，随时不忘的是读书、拉琴……”

不幸的是，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东京的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竟不幸溺水身亡，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就这样陨落了。

聂耳的死，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11月4日，在日本馆山北条町的中国留学生海之家内举行了聂耳追悼会。聂耳的同乡、同学5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有个女同学一遍又一遍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似乎里面饱含着所有人的深切哀痛。国内媒体大篇幅报道了聂耳不幸去世的消息，郑易里看到这个消息后非常伤心和惋惜。8月16日，聂耳追悼会在金城大戏院举行，剧场里挤得水泄不通，主持大会的是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一周剑云。他在致辞中沉痛地说道：“今年是电影界最不幸的年代，损失了三个重要人物，不可缺少的人物：一个是阮玲玉女士，一个是郑正秋先生，一个是聂耳先生……在这国内艰难的时期，正需要有为的青年去努力……”被称为“聂耳之后继者”的吕骥讲述了聂耳的创作生涯，郑易里代表上海云南同乡会和遗属介绍了聂耳的生平，宣读了题为《黑天使之死》的悼词。蔡楚生在读悼词时，因为极度悲痛，几次哽咽得几乎说不下去。最后，胡萍和龚秋霞演唱了聂耳作的歌曲。整个大会在悲痛、严肃、庄重的气氛中结束。

8月底，聂耳的骨灰和遗物由郑子平和张天虚从日本带回上海，暂放在郑易里处。为了将聂耳的骨灰和遗物送回昆明，1936年底，聂叙伦来到上海，虽然此时聂耳过世已一年半，但是面对弟弟的骨灰，他心中的悲痛还是无法抑制。聂叙伦在郑易里处住了几天之后，找到聂耳生前的几个朋友，询问聂耳是否还有欠款没还。所幸的是，聂耳生前在朋友和公司那里未欠一分钱。聂叙伦把骨灰邮寄回昆明，安葬在昆明西山美人峰。（文中图片均由红塔区文管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