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玉溪学者陈泰敏在昆明购得两册成春堂医书手札，这两册旧书均出自聂耳父亲聂鸿仪之手。由这些文献材料可知，聂家在老昆明城的最早居所并非位于甬道街，而是登仕街。

陈泰敏在新版《聂耳全集》中公布了自己的发现之后，许多学者对登仕街的认识仍是片面的，甚至是主观臆断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12年，聂耳出生这一年，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被推翻，云南军都督府建立，之后几年，由于旧政权的倒台，老昆明城的街巷名称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很少引起学者的注意，本专题将尝试对登仕街的历史演变进行考证和解读。

清代的登仕街是什么样的

清代光绪二十八年，聂家由新兴州城迁到老昆明城登仕街居住。登仕街在清代是什么样的状况？目前暂时缺少影像、文字的记录。不过当代的学者却从街名本身做过解读。

云南著名学者朱惠荣在谈及老昆明城登仕街名称由来时，有一段考证非常有意思：

明清时期，砖城东南部行政机构的群集，在其周边也逐步形成一些具有服务功能的街巷。其南接近南门的今庆云街原称登仕街。明代文武官员均以对应品级授给荣誉称号，登仕郎为文官正九品升授之阶，登仕佐郎为文官从九品升授之阶。清代封授有功官员及其先世以官爵名号，文职封赠之阶正九品也称登仕郎，从九品称登仕佐郎。登仕郎可说是对低级官员的美称。登仕街就是从各州县来办事的低级官员及官府眷属寓居的地方。

朱惠荣将登仕街街名解读为“清代云南九品低级官员寓居的街道”，也算合情合理。

查阅清代《光绪云南通志》的老昆明城的布局图，记者发现，清代登仕街以北以西的几个不远的街区，几乎汇集了当时云南主要权力机构的办公地点：总督署、布政司署、按察司署、粮储道署、盐法道署，其中主管刑狱的按察司署就位于登仕街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寓居于登仕街，不仅到衙署办事方便，且更易于接近上层重要官员。那时已进入仕途的官员，想要平步青云，租住在登仕街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一条“终南捷径”。想踏入此捷径的人，绝对不止于正九品的登仕郎。

聂鸿仪闯荡省城，居所首选登仕街，看中的当然不是仕途，可能就是街上官员扎堆居住的人气吧。

清代光绪年间老昆明城布局图。（资料图）

重九起义引发的街名变更

查阅昆明的史志资料可知，较早记载“登仕街”之名的方志是《道光昆明县志》，也就是说，最晚在清代道光年间，登仕街已经出现了。从志书上附载的地图来看：清代的昆明城南门叫丽正门，进入南门，便是贯穿昆明城南北的中心大街。据《昆明地名博览辞典》记载：城内的中心大街由南向北分为四段：南门街、三牌坊、四牌坊、马市口。其中，入南门途经的第一条东西向横街，在《道光昆明县志》中整体标注为登仕街。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条东西向的横街以中心大街为界，以东称登仕街，以西称粮道街。只是粮道街之名在清代、民国的志书上都不见记载。

“登仕街”最早出现于何时？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先弄清昆明城中主要官署位置的变迁。可以明确的是，明代的官署地点较为分散，当然找不到登仕街的记载。近代可知的街巷名称与城中主要的官署变迁显然是相关联的。

学者朱惠荣是研究昆明古城的专家，他认为：“明代的衙署布局，奠定了老昆明城的基本格局，影响着清代衙署的功能和分布，有的甚至影响到近代。”其实这个论断，用于清代的衙署布局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成立的，特别是对老昆明城南街区的影响。

从清代早期的《云南通志》《云南府志》记载来看，总督署于康熙二十一年迁到中心大街三牌坊以西；布政司署于康熙二十八年迁到三牌坊以东；按察司署于康熙二十年迁于南城内；粮储道署于康熙二十二年迁于五灵庙（南门街以西）……这一系列的迁移几乎是同一时期，且是有步骤、有规划的。经此一迁，清代云南省城主要的权力机构的办公地点，到了清末重九起义前都没有变化过。因此说登仕街之名最早形成于清代康熙年间，并不显得突兀。

“登仕街”之名的演变主要原因还在于朝代的更迭。按《昆明地名博览辞典》的描述：“相传云南重九起义时，天空出现景星、瑞云的吉兆，云南军政府上台后，便将粮道街更名为景星街，登仕街更名为庆云街。”

景星，在我国古代是一种吉祥之星，不经常出现，只有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期才会出现。据《史记·天官书》记载：“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

庆云，即彩云。古人以为有喜庆、祥瑞之气。据《汉书·天文志》记载：“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庆云见，喜气也。”

常读史志的人一定对历史上的这类套路非常熟悉了，但凡新朝取代旧朝，总有人要演绎几段祥瑞之兆的故事，以烘托新政权的合法性，重九起义之后建立的云南新政权也难以免俗。也有人说，祥瑞之兆只是民间好事者搞出的谈资，可是省城主要街巷的更名却是实打实的官方行为，新政权是认可的。

登仕街之名是何时消失的

1911年，重九起义之后，云南军都督府成立，登仕街之名在老昆明城的街巷中是否就彻底消失了呢？    

这一问看似多余，因为《昆明市地名志》这样官方编写的志书在“庆云街”条目下已经给出明确的答案：“登仕街，1912年改名庆云街。”很多学者以此为据，得出结论，登仕街之名消失于1912年。

查阅《昆明市地名志》，记者发现，在此书附载的一份民国时期的昆明市区地图上：旧时的南北向的中心大街被标注为“南正街”；老昆明城南门更名为“正义门”；由正义门进入南正街，途经的第一条东西横向主街，南正街以西更名为“景星街”；南正街以东一侧，分为两段，依次为庆云街、登仕街。由此可知，清代的登仕街在进入民国后并未消失，而是分割成两段街，登仕街依旧存在。

这份民国时期的昆明市区地图是否标注有误呢？

编纂于1924年的《民国昆明市志》开篇“位置面积区划及城郭”一章，罗列了当时昆明市区主要的街道及所属的巷道：

第一区第二十段：登仕街辖太平巷；庆云街辖翠花巷。

由此可证，《昆明市地名志》所附载的民国时期的昆明市区地图标注无误。

最有力的一份证据出自《聂耳日记》。聂耳在1927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份好友、同学的通联地址，其中就有：

张有典（贻中），登仕街四十号。

张有典是何人，暂无资料，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少年时代的聂耳经常联系之人。由此可证，1927年时登仕街依旧存在。

要问登仕街之名彻底消失于何时，暂无一个准确的时间。查阅编写于1944年的《昆明导游》一书所列老昆明城主要街巷，已经找不到“登仕街”之名，1924年版民国《昆明市志》登仕街所辖巷道已归入庆云街名下：

庆云街辖翠花巷、太平巷、由义巷、际春巷、福庆巷、云兴巷。   

可以肯定的是，最晚在1944年，登仕街之名已经消失于历史的烟云中。

巧合的是，聂家人在老昆明城中辗转搬迁多地，近半个世纪后，聂耳的母亲彭寂宽于1950年将成春堂迁往庆云街159号，并亲自经营药铺，聂耳的二哥聂子明参与销售。1956年，彭寂宽病逝，她治病救人的事迹在庆云街一带一直广为流传。(玉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蔡传兵)